人治社會的決策，大多在統治者一念之間。當年鄧小平車隊遭到刁民滋擾，遂有「嚴打」運動。及至某年某日，江澤民睡眼惺忪地獲知，中南海宮牆外竟有妖眾結陣練功，盜取我朝聖闕之皇氣，於是擲下嚴詔，傾全國警力去剿滅「邪教」。再觀胡溫新政，要「政治文明」得多了，即便彈壓民變與異見，也是局部事件。至於近期較大範圍的嚴打，已非打人，而是打狗。
打狗運動從雲南某縣開始，據說是因狂犬病而起，是以滿街屠狗，格殺勿論，儘管失之粗暴，但邊陲之地，皇化未開，也不必過於計較了。今歲為狗年，正係狗族的「本命年」，難怪運程澀滯。中國政府迄今仍為「全能政府」，不但要管人家夫婦關起門來看「黃碟」，也要管人家屋裏的寵物。北京市月前召開「打狗會議」，規定歲尾這兩個月突擊整治狗患，警方可入屋查狗和打狗（如該狗沒有登記的話），而毋須搜查證。試想，連忘記帶「暫住證」的大學生孫志剛都可以被活活打死，那些沒有身份證的狗們又怎能倖免於難？有道是：「仗義每從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更何況打狗英雄握有國家公權力！
只不過，北京並無發現狂犬病，何以如此痛下殺手？據說，因為某位領導人偶爾夜巡，卻見首都流浪狗頗多，遂動了殺機。莫怪威權政治的陋習，說來也是狗們不爭氣。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賢人傅斯年，在一九一九年《新青年》發表《中國狗和中國人》一文，指出中國狗比外國狗聰明，有時嗅覺更靈敏，但缺乏責任心和使命感，要牠盡責時，牠卻常去爭野食、和母狗吊膀子或者加入一群狗打架。傅斯年說，西洋狗的主人「常教狗做事，不專教牠跑街」，而「中國狗滿街走是沒有『生活』的」。
中國狗只配和大蒜老薑料酒醬油為伍，難逃被烹之命運，確實和牠的文化遺傳有關。誰叫你滿街跑呢？這不就被「嚴打」了嗎？傅斯年更引述胡適的話稱：美國大學猶太學生成績最好，中國學生其次。「然而一經回國，所學的都向爪哇國去了；大概也是遇着了母狗，或者加入一群狗打架，或者爭食物，所以就把已經覺悟的使命丟掉了。」台灣自李登輝起，連、宋、馬及呂秀蓮都是留美的，只有阿扁是土生原鄉人。而今寶島風雲令人目不暇接，堪使傅斯年於泉下輾轉反側……
再數大陸，江澤民、李鵬等留蘇一代垂垂老矣，正宗土生的胡溫一代遲早過氣，社稷未來全繫於留學歐美的一代，譬如江朱胡溫的子女都是留美的。就憑他們，能改造中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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