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小說家史泰倫逝世，享年八十一歲。史泰倫之名，或許很少人熟悉，但如果看過二十多年前梅麗史翠普主演的電影《蘇菲的抉擇》，講戰時一個波蘭猶太女子在納粹集中營的故事，則應識史泰倫之名，因為片子正是根據其原著小說改編。
史泰倫不但寫小說，而且關注人權。他當過海軍，深為廣島原爆所震撼。史泰倫另一部小說《端納懺悔錄》，以一個反抗的黑奴為主角，得到普立茲獎。小說寫多了，史泰倫走出書房，參加了許多社會活動。他曾經支持過康納狄吉州的一個中學教師，因為這位教師不肯在學校宣誓愛國、效忠星條旗而遭到校方開除。冷戰時期，史泰倫公開呼籲蘇共不要侮辱蘇聯境內的猶太人權。到了九十年代，史泰倫年逾古稀，還發起抗議運動，反對狄士尼在他的家鄉維珍尼亞州建設廸士尼園。
做一個作家，在西方社會，不止是把自己關在書房，「作家」的定義，不止於紙張墨迹的創作平面，在考究「其作品」之外，還要求「其信仰、其生活」，西方的作家，是一種立體的人格。正如製片家盧卡斯的一部《星球大戰》系列，除了電影本身，還佐配以玩具、電腦遊戲程式、故事書，展開產品立體化（Merchandising）的市場總攻略。
此一風氣，開創於十八世紀。法國作家伏爾泰在老年遇到一件大事。一七六一年，法國土魯斯一個叫卡拉的老紡織商人，有一天發現兒子在家中抑鬱上吊自殺了。卡拉在城中名望很高，為了家門名聲，卡拉隱瞞了兒子的死因。城中謠傳，因為父子就宗教問題不和，時有紛爭，卡拉的兒子是父親勒死的。官府把卡拉逮捕，法庭判處死刑。
卡拉的遺孀求救於伏爾泰。這一年，伏爾泰八十六歲，已經是歐洲聞名的劇作家和歷史學者。伏爾泰認為這樣的指控毫無理據，人命關天，他指摘法國的法律不講證據，只憑民意的情緒就輕率把人判了死刑。伏爾泰花了兩年，力求為卡拉司法覆核，要求法律改革，卡拉一案，令伏爾泰名震歐洲，也成為現代社會知識分子貴為「意見領袖」（OpinionLeader）的開山鼻祖。
法國的法庭終於為卡拉「平反」，但已經是卡拉處決之後三年半了，為時已晚。一百年後，法國的一個猶太軍官德雷夫被控叛國，小說家左拉為德氏奔走，指為對猶太人的排斥迫害，發表長文《我控訴》（J'accuse），這一次，社會深為所動，德雷夫的一條命保下來了。
身為作家，也是一位社會活動家──這個稱呼不應該由愛國富豪之類的人物壟斷──其人格不止在作品之內折射，而且應在行為之中引證，這就是「公共知識分子」。
中國歷代的文人，有沒有作品與行為並激的奇士？不能說沒有。南宋詞人辛棄疾就是其中代表人物。不但是詞中聖手，而且還是抗金將領，曾經親率軍隊，在金人佔領的山東起事抗擊侵略。後來屈於主和派抬頭的朝政，辛棄疾的軍事才情不受欣賞，被貶謫江西做閒官。
南宋的辛棄疾文武雙全，是抗敵的將軍，到了清末，譚嗣同和梁啓超，學優則仕，輔弼光緒皇帝改革維新，都是「有中國特色」的古典公共知識分子。然而，中國和西方這同一類人，卻有很大的差異：西方的公共知識分子如伏爾泰與左拉，由伸援社會中的一個渺小人物的一件寃案開始，做的是小事，掀動的卻是一場後果深遠的思想革命；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如辛棄疾和梁啓超，喜歡以「保家衞國」為念，不是上馬殺敵，就是下馬忠君，自以為做的是大事，卻往往杜鵑啼血，英雄氣短。西方以人權為重，「人」是第一寶貴的，即使他不是國王或將軍，而只是農夫和鐵匠。中國以高遠的國家尊嚴為念，復又以君主的利益相淆，伏爾泰由小事入手，成就了時代大業，中國的讀書人一心都想幹一番功業，卻往往成為時代的悲劇人物。
史泰倫的小說與辛棄疾的詞，在文學的時空之中，屬於互不相干的兩個世界，但在東西方知識分子的人格方面，在二十一世紀，卻提供了何謂知識分子的比較文化的課題。宋詞之中，我喜歡辛棄疾，他比蘇東坡激越而入世：「劉郎才氣，可惜流年，憂愁風雨，樹猶如此，倩何人喚取，紅巾翠袖，搵英雄淚。」豪情所至，卻又別有婉媚的洞天。至於史泰倫的小說，我看了《蘇菲的抉擇》才讀原著的，對於美國文學，卻先天有點偏見的抗拒。這兩位名家的作品，不可以類比，但他們從屬的時代，卻又幻證了一個作家的千古悲哀。
因為所謂作家，終究不是一門職業，而是一項功業。中國的讀書人不是不意識到這一點，因此在追求「立言」之外，還希望「立功」和「立德」。然而功德之所寄，往往不在一個屙沉混濁的當世，而在於犀燃光明的青史。在中國社會鐵打的江山之中，君主的意志凌駕皇土，每當「國家」的廟堂將傾之際，方顯中國少數知識分子「上馬殺賊，下馬賦詩」的雙重才華。法國的一對公共知識分子，時隔百年，即有伏爾泰和左拉；中國從南宋到明代，則前有岳飛，後有土木堡之變後的于謙。同樣是濁世中獨醒的極少數，我覺得伏爾泰和左拉比較瀟灑，到了今天，他們在美國還有史泰倫這一類傳人，但岳飛和于謙的後裔又在哪裏？
在京滬的物質盛世裏調侃三國、笑罵名人的幾個文商和痞儒之間，還是在網絡之上高呼「拉登拿下了美國鬼子兩座碉堡」的憤青一族裏？還是在每當農民的土地圈奪、維權抗爭，對於「境外」記者投詢，接到電話即匆匆以「這個問題比較敏感，不好評論」而掛線的眾多「學者教授」的沉默之中，可以寄望新一代「公共知識分子」的誕生，指望他們來完成「中華文化」的展翅和復興？這些問題，我不知道，只是從明清之後，中國的讀書人在重複哀歎「天地之大，為何容不下一張書桌」的這句濫調之際，沒有一個中國籍作家得過諾貝爾獎，或是瑞典諾貝爾皇家評選委員會的一個合理的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