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霍英東逝世的新聞報道來看，他愛國者的形象確是深入民心。對一個生於上世紀初的人，有這種情懷絕對不是甚麼出奇事。要知道，霍英東是在中共困難的日子向大陸施予援手。據說，當時霍英東突破英美禁運向大陸提供物資，所以他興建的星光行便被英國的香港電話抵制，在無法鋪設電話線之下被迫賤價出售。在這種情況下仍然堅持愛國，霍英東得不到北京的信任和尊重才是怪事。不過對那些戰後在香港長大的一群，他們的愛國論卻往往令人目瞪口呆。
時至今日，愛國已經政治正確，愛國者也不再像當年般要承受各方百般壓力。記得當年陶駟駒一句「黑社會不是鐵板一塊，當中有些人也是愛國愛港」，霎時間連黑社會也要學以和為貴的道理，試問其他社會各界也怎可能不以愛國愛港為時髦？
問題是，既沒有當年霸道的英美制裁讓他們顯示忠誠，這一輩的愛國者惟有以打倒英美餘孽為己任，首當其衝自然是那個末代總督肥彭。到了97年7月1日，這一群愛國者都哭了，因為連肥彭都走了，沒有目標的新愛國者又可以怎樣示忠？就連將總督府貶低成禮賓府這個符號性的行動，也被首任特首佔去頭功，難道要將皇后大道易名人民大路？由這一刻開始，愛國成就的高低，由客觀的功過事實，變成了口號誰叫得大聲動人；至少在這個環節，香港是最早向大陸六七十年代的文化睇齊。
雖然這種口號式政治在香港沒有太長遠的歷史，技術上香港政客也未掌握得好，值得舉例卻有不少。據說曾經在一個選舉論壇上，有人要候選人評價《基本法》下香港普通法的法治，其中有一個候選人搶先說︰「有了《基本法》，還要普通法幹甚麼？」這位政客有沒有當選已經不重要，重要是香港政治文化，已經出現了經濟學上所謂「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
曾蔭權上台後，最積極推動的除了銷售稅，就是那個擴大政治人才的計劃。顯然曾蔭權也明白到，大陸的政治人才培訓也跳出了六七十年代的模式，若香港停留在劣幣驅逐良幣的階段太久，對愛港愛國的發展會有不良影響。所以他重彈以和為貴的舊調，另一手以親疏有別來重新定義愛港愛國的界線，試試將政治由口號叫囂變成其他的競賽。
問題是曾蔭權管治下的香港，政治那又是怎樣的一場競賽呢？
上周的施政報告致謝動議，立法會否決了。記憶所及，施政報告致謝動議被立法會否決的傳統由肥彭開始至今不斷發生，當中是否因為愛國者的政治人才培訓不足？還是有其他的因素呢？現今一大群自稱愛國者的行徑，或許跟是否愛國無關，又或者是制度使然，令到他們要處處表現出他們的愛國情緒。不過，毫無疑問，像霍英東那種以實在行動去愛國又能做點功績的日子已經不再，為甚麼還有這麼多政客仍要拘泥於這個虛無飄渺的定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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