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01年底在董建華競選連任大會上聲如洪鐘地一連說了兩次「我挺董」，霍英東晚年留給香港人印象最深的、最為轟動者就要數04年霍英東基金會顧問何銘思撰文，揭露霍老自九十年代起發展南沙時被番禺區委書記梁柏楠的種種屈辱經歷和反思。
當時剛巧大陸政府就梁柏楠的貪污瀆職開審，香港不少跑中港業務的生意人對這件事都議論紛紛，有些自詡中國專家者，便搬出「猛虎不及地頭蟲」這種說了不如不說的廢話。就算撇開霍老政治上的特殊關係，任憑那是一個沒有權位的普通商人面對如此荒唐事，也足以反映大陸近三十年的開放改革的膚淺；大陸表面上風光的經濟急速發展，背後的制度支柱原來是如此脆弱。
當然，貴為全國政協副主席的霍老，有的是國家領導人身份，竟然也要看一個小小地方官的面色。博弈一點去想，梁柏楠既知道霍老的話可以直達中央核心，但仍大膽開罪，要不是自恃有權在手，這位番禺區委書記定必是腦袋有問題。說梁柏楠是癲漢一名，其實已經是對大陸官僚制度最輕度的諷刺。
雖然何銘思所撰文章指梁柏楠是靠冒領南沙成就上位，不過從客觀證據看來，將梁柏楠捧上地方權力要點，完全是利之所至。至今仍然沒有人知道，梁柏楠當時濫用職權得來的龐大利益，究竟上上下下還有多少既得利益者？就算今天梁柏楠被拉下馬，問題根本沒有解決，何銘思撰文中也說︰「一些落馬官員會『鹹魚翻身』或『東山再起』。」
與其說小小一個番禺區委書記要堂堂國家領導人忍氣吞聲，倒不如說地方的利益集團專橫的程度，可以叫表面上嚴謹得密不透風的中共政府也束手無策。事實上，梁柏楠貪得愈厲害，官也愈做愈大，這種權力與腐化之間的互動絕非偶然。
海耶克六十多年前寫下的《通往奴役之路》，最為人津津樂道的第十章，所講的就是為甚麼在操縱一切權力的政府中，往往是由最邪惡敗壞之人掌政。海氏提出，在指令式的經濟運作下，當權者往往要選擇放手讓社會自行發展，抑或為保權力不惜犧牲廣大人民福祉繼續強行指令經濟。問題是當指令經濟牽涉到不少既得利益者，當權者也不可能行自由之路，所以最終只有罔顧公眾利益的人才可以在這種政治制度下生存。事實上，就算何銘思本人也在文章最後一篇暗示，推行民主才是國家最好的防腐劑，顯然也是從經驗中明白到，在沒有權力制衡下根本改變不了大陸的腐化問題，也回應了艾克頓公爵（LordActon）的那句名言︰「權力使人腐化，絕對權力必然令人腐化」（Powertendstocorrupt,andabsolutepowercorruptsabsolutely.）
一向以來，大陸政權給外間的印象，是強大的官僚體制可以由上而下，層層將政策實現。不過現實中的官僚也避不過人性的因素，政策愈接近執行的層面，就牽涉到愈多的私利考慮。當制度中沒有法治約束官僚的權限，政策也變成了以權謀私的機會。南沙，其實只不過是大陸有如恆河沙數的官僚腐敗的一例。
霍老一直以來的想法其實非常直接簡單，就是希望見到中國強大富庶，所以他在鄧小平開放改革之初，率先到大陸發展。據說霍老興建白天鵝賓館的成績，令鄧小平更加肯定開放改革之路。他晚年的這些經歷，又會否令現今的領導人反思大陸人治極權政治的問題所在呢？話說霍老曾經說過︰「…市場靠法律保障，法律靠信譽支持…」這麼的一番話，又不知道現今的領導人會怎樣體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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