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文正 禧文學舍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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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歐巨變，鐵幕開始從北到南斷裂。當時，羅馬尼亞的人民群眾在布爾格來德廣場示威，大獨裁者壽西斯古下令開槍。第二天，群眾仍舊聚集抗議。結果給開槍擊斃的，是獨裁者和他一家。下場相當血腥。
過後，很多人問：羅馬尼亞能，為甚麼我們不能？我不知道這個問題有沒有答案。也許我可以提供另一個角度，讓大家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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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我國作家汪曾祺，曾贈我一條字：治大國若烹小鮮，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汪老能書、能畫、能爨（編按：煮食之意）。說他是淳厚君子，絕不為過。
十多年前，他發表了〈隨遇而安〉。那應該是他談「政治」最多的一篇文字，談他在「反右」時期的遭遇。他給定作「指標右派」，夠荒謬的了，卻沒有甚麼怨言。開批判會，給人胡亂指摘，他只有「愣在那裏」。自忖：「我想辯解兩句，行麼？」那些誣陷他的，他反而替對方開解：「他們是沒話找話說，不得已。」所以他們也「不好受」。汪老對他們沒恨，「還有點同情」。
文革時，他給江青「控制使用」，只說「滋味可想而知」。文革過後，給摘掉右派帽子，說自己熬了過來，是因為有「隨遇而安」的修為。不叫作逆來順受，因為他認為，不安，「又怎麼着呢？既已如此，何不想開些。」
汪老當然明白那不是健康心態；但覺得生成心態的最重要因素，是「政治環境」。他不慷慨激昂，也不悲天憫人，只有淡淡的哀愁。對他那一代讀書人，他固然同情；但不認為有志節、諍言。話說得很堪玩味。他說要士人階層「恢復對在上者的信任……恢復年輕時的天真的熱情，恐怕是很難了。他們對世事看淡了，看透了，對現實多多少少是疏離的。受過傷的心總是有璺（編按：裂痕之意）的。人的心，是脆的。這是沒有辦法的事。為政臨民者，可不慎乎。」
汪老是個君子，平生沒整過人。他無奈，只得「隨遇而安」。
差不多同一時候，我認識了另一位淳厚君子。他曾因為說了一句「香港真自由」而挨批，他是吳祖光。吳老和汪老屬同時代讀書人。文革期間，吳老吃的苦頭較多。八十年代中，吳老也曾送我一條字，寫的是他在文革中的心境：
日長如線閑猶倦 事大於天睡便休
學得裝聾裝啞法 也無歡喜也無愁
吳老是中國劇作家協會前輩。戲劇，寫盡了人生百態，七情六慾──他早摸透。生命就是苦樂的歷程，如果也無歡喜也無愁，那是沒有苦樂的寫照，也就是沒有生命。如果事事裝聾裝啞，甚麼事你都不要理，或不能理，是另外一種無奈，也是另一種養生法，消極的，疏離的。
楊絳的遭遇，有點像兩老的混合型。也許背景不同，她文革給下放到五七幹校時，還可以工作，態度也稍積極。錢鍾書的《管錐編》，就是那時期寫就的。聽說因着喬冠華的關係，錢楊兩位沒吃甚麼苦。事後回想時，我們的國寶承認，他沒有為不合理的事說過一句話。在《幹校六記》中，楊絳提到那些批鬥同僚、踐踏、凌辱他人的，是「披着狼皮的羊」。他們是羊；鬥你，是「不得已」。他們當然「不好受」。楊絳筆下，也「還有點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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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位，都是士人階層的表表者。都沒有給我們留下任何文字，是痛定思痛的反省，都沒有「為民請命」。
我們不能要求人人都當烈士。不過，在中國社會，假如讀書人面對瘋狂的運動、荒謬的社會都「隨遇而安」，甚至同情粗暴踐踏人性尊嚴的人；那麼羅馬尼亞問題的答案，也不太難想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