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會將於十一月七日舉行中期選舉，今年的核心經濟議題是最低工資。眾議院民主黨領袖佩洛西（NancyPelosi）表示，若該黨取得眾議院多數議席，她會在出任議長的一百小時內提出法案，將聯邦最低工資由每小時5.15美元增至7.25美元。在兩黨爭持激烈的俄亥俄州和密蘇里州，以及其他四個州份，選民亦會投票決定是否提升州的最低工資。民主黨期望此舉可動員其支持者投票。
這是明智的政治策略。最近一項調查發現，多達85%受訪者支持提高最低工資，過半數表示較可能投票給支持此建議的候選人。
倡議者除了考慮政治因素外，更認為此舉在經濟上有充份理據。最近，在左傾智囊組織經濟政策研究所（EPI）組織下，超過650名經濟學家（包括五位諾貝爾得獎者）聯署了一封公開信，支持調高最低工資。信中指出，聯邦最低工資自九七年調高後，實質購買力大幅下降，現已跌至低於1951年的水平。溫和地調升最低工資，不單對就業市場「影響極微或毫無影響」，更是對抗貧窮的重要政策工具。
數據鏗鏘有力。但縱有諾貝爾獎「加持」，這結論仍不是經濟學家的共識。整體而言，他們不大擔心溫和調整最低工資將導致職位減少；但大部份均認同，以此紓緩貧窮問題，作用有限。
近年很多研究都集中處理最低工資的調整與就業市場的關係。根據基本經濟學原理，若僱用低技術工人的成本上升，僱主會減少聘用人數。然而，九十年代一系列研究卻挑戰這傳統上的公認想法。其中最著名的，當數栢克萊大學DavidCard和普林斯頓大學AlanKrueger合作的，就新澤西快餐店聘用模式的研究。他們以實證數據提出，最低工資提升後，快餐店的職位不減反增。但很多研究，尤其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的DavidNeumark和聯邦儲備局的WilliamWascher合作的研究，卻得出相反結論。
大致上，經濟學界的共識是提升最低工資的負面影響不大。有份聯署上述公開信的哈佛大學教授LawrenceKatz便指出，「大多數可靠評估均顯示，提升最低工資對青少年就業的負面影響極小」。
縱然支持和反對雙方的看法仍有差距，學界的爭論點已有所轉移。Neumark大概是反對最低工資的先鋒。他發表了多篇論文，指出隨着最低工資和勞工成本上升，僱主減少了培訓開支、更多學童為此而退學；而在青少年時受惠於高水平最低工資的工人，接近三十歲時收入有所下降。不過，其他研究並沒有發現類似關聯。
多數經濟學家都同意，提升最低工資對扶貧無甚幫助。很多窮人根本沒打工，因而未能得益；而且提升工資的部份成本，由基層消費者承受。但最重要的原因在於，很多賺取最低工資的僱員根本不窮。若提升最低工資，只有約5%的美國勞動人口（約660萬）因此而直接得益，其中三成是青少年，而很多並非來自貧窮家庭。支持加薪者則指出，若一併計算此措施對賺取略高於最低工資水平工人的外溢效果（Spillovereffects），加薪的得益將集中由貧窮家庭受惠。
不少研究嘗試直接量度加薪的分配效應，結論各有不同。九十年代的幾項研究發現，提升最低工資對減少貧窮有輕微幫助。Neumark則一以貫之，得出相反結論。他聲稱，最低工資調升後，貧窮家庭反輕微增加──也許因為打零工的工人丟失工作，家境不錯的青少年則獲加薪。
調整工資收入補貼（EITC）應是更有效的扶貧政策。此補貼在七十年代引入，先後四次調高，其原理類似負入息稅，目前主要惠及有兒童的家庭，對單身人士無甚幫助。部份左傾經濟學家認為，應同時提升最低工資及EITC。但增加補貼須動用公帑，政治上很難推銷，故不少人退而求其次，倡議前者。若問經濟學家，則增加補貼才是最佳選擇。
TheEconomistNewspaperLimited,London,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