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立仁
任職中資機構的保釣人士
問：這是你首次出海保釣，甚麼驅使你上船？
答：釣魚台是我們的地方，保釣行動，本來就不需要甚麼理由。我的心願很簡單，希望下一代不用再保釣。但我很擔心，一、兩代人之後，沒有人再關心保釣。
我一向都有低調參與保釣行動，因為任職中資機構，不便太過張揚。一路以來，我都很想去釣魚台，只是一直沒有機會，今次一股突如其來的衝動，驅使我上船，去一去自己的地方。此行可能有危險，太太晦氣的對我說：你買重保險就去喇！
北京和香港政府都不鼓勵民間保釣，我們此行，可說是已經犯上破壞中日友好煽動罪了。我對政府很失望，我們在保土衞國，他們卻諸多阻撓。希望我們今次行動，可以起着教育下一代的作用，讓孩子認識歷史，免得日後他們連釣魚台在哪裏也不知道。
問：可否談一談你的個人背景？
答：日軍佔領香港時，我母親當小販，辛辛苦苦掙來的錢，都被日軍強迫兌換成軍票。起初是港幣兩元兌軍票一元，後來是四兌一，母親總共被迫換了十萬元軍票。如果可以兌回港幣，我就可以打跛腳，不用工作了。90年代，母親曾代表軍票受害人前往日本法庭訴訟索償，敗訴而回。
母親已移民外國，現時說起日軍的欺侮，仍然咬牙切齒。奈何老媽身體逐漸虛弱，再抵受不了長途機的勞頓。聲討日本軍國主義的責任，就由我這一代來負。
我很記得，我曾經陪同母親到維園，參加軍票受害人集體訂立遺囑活動，那是有律師在場見證的嚴肅儀式，遺囑說，軍票受害人的子孫，要繼承父母的遺願，繼續向日本追討賠償。
追討軍票是我的使命，不過我已經45歲，打定輸數，準備把任務交給兩個兒子。坦白講，以我今時今日的家境，經濟上沒有需要兌回軍票，但這些錢是我們的，我寧願丟落鹹水海，都不甘心就此不了了之。可惜軍票受害人的子孫都發揮了中國人一盤散沙的特性，索償行動無以為繼，沒有再集合力量追討日本政府。
問：跟十年前保釣行動相比，香港人好像比較冷淡，有沒有影響你的心情？
答：最近的政治氣候的確淡化了香港人對保釣行動的熱情，大家都把眼光集中到北韓核試問題上。但我可不管大氣候怎麼變，保釣行動就是坐船回家，難道回家都需要別人關注？
（國家主席）胡錦濤是個很出色的政治家，能屈能伸，一切以中日友好關係的大事為重。但我不會體諒北京政府的立場，日本政府只要兌回軍票，哪裏需要你對華貸款？向日本借貸，在我來說，跟行乞沒有兩樣。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過去的言行已經證明，他的軍國主義思想一定比小泉純一郎更過份。他最近訪華也沒有道歉，而且很成功修補了中日關係，日本政府的成功討好中國政府，更加顯得中國政府的失敗懦弱。中國的人民子弟兵只懂打壓自己人，卻不會派兵給保釣行動護航。
本報記者 蔡元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