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文學獎在「雙黑」的黑色星期五前後公佈，這次沒有爆冷，由土耳其作家奧罕帕穆克奪得。不過一天後風頭已被壓軸的和平獎得主孟加拉的尤努斯蓋過。尤氏的鄉村銀行扶貧有道，是其他貧窮國的模仿對象。脫貧不是假大空，假如由中國揀，只能選尤氏或帕氏得獎的報道刊登，當然是選前者。帕穆克曾經譴責鄂圖曼帝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屠殺百萬阿美尼亞人，土國政府強烈駁斥甚至打算控告帕氏誹謗，官司最後撤回。翻國家血腥舊賬，跟當權者對着幹的文人，在中國的命運慘烈得多。
帕穆克得獎前後依然住在伊斯坦堡，沒有遭政府迫害，仍然自由出入境。這樣的異見人士中國容不下，帕穆克是幸運的，儘管伊斯坦堡，他的出生地沒有如大文豪福婁拜在1850年的預言中說「這個城市會在一個世紀內成為世界之都」，相反伊城幾乎遭世界遺忘。在作家眼裏，這個地方充滿帝國斜陽的憂傷，作家跟每個伊城人一樣，一生裏不是對抗這種憂傷的話，就是讓她成為自己的憂傷。帕氏沒抵賴，他一直住在出生地，自言跟奈波爾和納博科夫不一樣，跟高行健更加沒法比，這些作家離鄉別井的無根性助長了他們的想像力。帕氏卻非要在相同的城市、街道和房子裏不可，「伊城的命運就是我的命運，我依附於這個城市，只因她造就今天的我。」伊斯坦堡沒有爭做東西方國際都會與曼克頓Plus，帕穆克這樣的人物和大半生依戀的那個古老城市，正好是當前鋪天蓋地濫灌愛國愛港洗腸藥水的香港人的城市反照。我們憂傷在，斜陽那爿紅潮，已經淹沒藍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