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月二日最低工資大遊行的同日，筆者發表《最低工資的一座斷背山》，隨即收到各界回應。其中，當日扮演「麥當奸叔叔」的立法會議員李卓人撰文，分享了不少寶貴意見，更盛讚《蘋果批》「長於修辭」。對於後者，筆者自是愧不敢當；可對於前者，則大有理性討論的空間。筆者在《斷背》一文指出：「按照李議員的邏輯，是不是要說為了令這一百萬人脫貧而要犧牲八十萬人的就業？」李議員在文中回應道：「要量度最低工資對就業的影響，不能如《蘋果批》般簡單地比較實行（或調整）最低工資前後的就業數據，嚴謹的實證研究必須把影響就業的其他因素分開。」
筆者「總結經驗，查找不足」之下，發覺自己犯了錯。在《斷背》一文中，引述李卓人議員的「最低工資令一百萬英國工人脫貧」，繼而按照這一套邏輯，向他提出質詢。筆者只一味跟隨李議員的邏輯，以致「實證研究不夠嚴謹」。誰都知道，工人脫貧，不一定是因為立了法，可能是因為工人表現勤奮而「加人工」，或者因「自我增值」而轉型成功；「宏觀」一點看，可能是全球經濟暢旺帶動工資上調，又或者是外資湧入英國等等。凡此種種，都有可能是脫貧的原因之一。李卓人議員當日一口咬定「最低工資令一百萬英國工人脫貧」，按照李議員的「最新思維」，很明顯是「不夠嚴謹」的。
《蘋果批》決定盡傳媒應有的責任，借用李議員電郵中的一席話，鄭重澄清：要量度最低工資對脫貧的影響，不能如李卓人議員般簡單地比較實行最低工資前後的工資數據，嚴謹的實證研究必須把影響工資的其他因素分開。不但如此，這位工會領袖對研究的嚴謹態度，深深地感動了筆者，對於「一百萬人脫貧」之謎，《蘋果批》決定「打爛沙盆問到篤」。
在二○○四年十月，有報章引述李議員的話，表示「工黨在九九年引入全國最低工資後，有一百五十萬名低收入工人得到加薪」（見附表）。問題來了，為甚麼短短兩年之間，人數會由一百五十萬人下降至一百萬人？
讀者可能認為，李議員當日所指的是「得以加薪」，今天的則是「脫貧」，兩者大有不同。若果真如此，《蘋果批》則要問：當時「加薪」的幅度是多少？今天「脫貧」的定義又是甚麼?至於最低工資是不是「加薪」和「脫貧」的唯一原因，則請李議員用「嚴謹」的方法向香港的工人披露。與友人談起最低工資，「李卓人」這個名字必定是最先被提起的，足見李議員的形象深入民心，可真是支持最低工資的「精神領袖」。在爭取最低工資的路上，有李卓人議員這麼的一把尺，相信日後有關數據的討論必定更見理性、更加嚴謹了。此乃香港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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