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婉嫻 59歲 工聯會副會長、立法會議員
我的父親是傳統知識分子,擁有愛國情操,希望五個子女親近祖國,所以將我們安排在當時的灣仔左派學校海陸豐公學讀書。父親做文書工作,有學識文化,收入穩定,所以家境還算可以。
我是「老二」,小學時十分喜歡運動,若當時有女子足球,應該會成為我另一興趣。那時每事問,父親特別買一本《十萬個為什麼》滿足我。為了培養孩子的閱讀習慣,他鼓勵我們看武俠小說如《白髮魔女傳》,由於作者梁羽生的作品角色鮮明,不似金庸的存在「灰色」人物,間接令我日後判別事情「非黑即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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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活至40多歲突然訣別,家庭經濟頓陷困境。那時就如粵語殘片《可憐天下父母心》,家中無米炊,一家人睡在一張床,不過「床下底就係我哋嘅樂園」。那時我就讀新僑中學,大概十二、三歲時輟學後,學校助我加入國貨公司,之後做售貨員,發現「點解女人逢大咗肚就會俾人炒魷魚?仲一個仙都冇得賠。」甚至有懷孕女售貨員以「紮肚」方法掩飾。
事實戰後社會困難,人生困苦,所以香港以至整個世界左傾思潮蓬勃,很多人渴望能有工人團體,那時為香港勞工界爭取權益的工會遂成為我的至愛,於是為他們做義工,到16歲入會年齡,便「撲」入其懷抱,而工會那時已留意我的主動與熱熾。我成為工會的歌詠組成員,拿手好戲是民歌、民族舞、現代舞和古典舞,最喜歡是芭蕾舞,惜無錢交學費而緣盡。
其後工會要求我全職投入,思想掙扎一輪,因當售貨員每月有500元,工會則不足400元,最後認定工會學習機會多,所以轉職,並迅速投入勞工事務,就當時勞工假期、退休保障、歧視婦女和老闆「走佬」等問題爭取各方正視,頗有成效。
然而在76年,作為毛澤東副手的「四人幫」事件令我陷於思緒紊亂。這是一次信仰危機,那段期間,曾跟幾個朋友走到赤柱的聖士堤反灣激烈辯論,到最後獨個兒在那美麗而寧靜的沙灘望着大海,「反思淨化後,將混亂嘅嘢逐步拋棄」,認定以後朝着公平和公義之路走。
接着是投入更多時間讀書,涉獵中西方哲學,擴闊視野,喜歡從多角度觀察事物,「過咗四人幫事件呢關後,無悔自己嘅選擇,一直投身各種社會運動,一直享受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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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承認讀書和事業令情感上存在遺憾。我92年「硬着心腸」,拋下已中風的母親到英國讀社會學。大姊那時告訴我,母親臨睡前都會吻照片中的我。及至98年母親去世,使向來「去到邊瞓到邊」的我自責,終致失眠,成為人生最痛苦的事情之一。
愛情也同樣擦身而過,像我這樣事業心重的人,工作不定時,隨時天昏地暗,就算與男方有約在先,也不時因工作爽約,「一次係咁,兩次又係咁」,我或者可以藉口當年沒有手電,無法聯絡人家而痛失良緣,但回想像自己這類人,「就算最後結婚,都會衰收尾。但如果放棄工作,嗰個就唔係陳婉嫻啦!」
記者:李劍昌
攝影:凌樹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