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婉嫻 59歲 工聯會副會長、立法會議員
我的父親是傳統知識分子，擁有愛國情操，希望五個子女親近祖國，所以將我們安排在當時的灣仔左派學校海陸豐公學讀書。父親做文書工作，有學識文化，收入穩定，所以家境還算可以。
我是「老二」，小學時十分喜歡運動，若當時有女子足球，應該會成為我另一興趣。那時每事問，父親特別買一本《十萬個為什麼》滿足我。為了培養孩子的閱讀習慣，他鼓勵我們看武俠小說如《白髮魔女傳》，由於作者梁羽生的作品角色鮮明，不似金庸的存在「灰色」人物，間接令我日後判別事情「非黑即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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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活至40多歲突然訣別，家庭經濟頓陷困境。那時就如粵語殘片《可憐天下父母心》，家中無米炊，一家人睡在一張床，不過「床下底就係我哋嘅樂園」。那時我就讀新僑中學，大概十二、三歲時輟學後，學校助我加入國貨公司，之後做售貨員，發現「點解女人逢大咗肚就會俾人炒魷魚？仲一個仙都冇得賠。」甚至有懷孕女售貨員以「紮肚」方法掩飾。
事實戰後社會困難，人生困苦，所以香港以至整個世界左傾思潮蓬勃，很多人渴望能有工人團體，那時為香港勞工界爭取權益的工會遂成為我的至愛，於是為他們做義工，到16歲入會年齡，便「撲」入其懷抱，而工會那時已留意我的主動與熱熾。我成為工會的歌詠組成員，拿手好戲是民歌、民族舞、現代舞和古典舞，最喜歡是芭蕾舞，惜無錢交學費而緣盡。
其後工會要求我全職投入，思想掙扎一輪，因當售貨員每月有500元，工會則不足400元，最後認定工會學習機會多，所以轉職，並迅速投入勞工事務，就當時勞工假期、退休保障、歧視婦女和老闆「走佬」等問題爭取各方正視，頗有成效。
然而在76年，作為毛澤東副手的「四人幫」事件令我陷於思緒紊亂。這是一次信仰危機，那段期間，曾跟幾個朋友走到赤柱的聖士堤反灣激烈辯論，到最後獨個兒在那美麗而寧靜的沙灘望着大海，「反思淨化後，將混亂嘅嘢逐步拋棄」，認定以後朝着公平和公義之路走。
接着是投入更多時間讀書，涉獵中西方哲學，擴闊視野，喜歡從多角度觀察事物，「過咗四人幫事件呢關後，無悔自己嘅選擇，一直投身各種社會運動，一直享受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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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承認讀書和事業令情感上存在遺憾。我92年「硬着心腸」，拋下已中風的母親到英國讀社會學。大姊那時告訴我，母親臨睡前都會吻照片中的我。及至98年母親去世，使向來「去到邊瞓到邊」的我自責，終致失眠，成為人生最痛苦的事情之一。
愛情也同樣擦身而過，像我這樣事業心重的人，工作不定時，隨時天昏地暗，就算與男方有約在先，也不時因工作爽約，「一次係咁，兩次又係咁」，我或者可以藉口當年沒有手電，無法聯絡人家而痛失良緣，但回想像自己這類人，「就算最後結婚，都會衰收尾。但如果放棄工作，嗰個就唔係陳婉嫻啦！」
記者：李劍昌
攝影：凌樹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