鄔維庸病逝。香港報章紛紛冠以「左派悍將」、「左派砲手」的名銜報道有關鄔維庸病逝消息。鄔醫生之死，確實使尊子漫畫及筆者為文少了許多題材。香港的政界人士大都表示「傷痛」，或對他的「貢獻」予以讚揚，即使多年來一直被他重砲攻擊的泛民主派，也只是說與他政見不同，但就稱讚他「真性情」，為人率直，敢於講自己的意見。似乎人一死了，他生前與人的怨懟，大家也就一筆勾銷了似的。
不過，筆者卻不願做這樣的爛好人。原因是鄔維庸不是一個普通人，他實際上可以說是香港回歸後的一個親中樣板。
回歸以來，與香港支持自由、法治，民主人士對着幹的重砲手，主要是三個人：徐四民長期在大陸生活，與民建聯的領軍人物等一樣，屬於「愛國陣營」也就是中共建制內的人士；曾憲梓在商界中一貫親中，他在內地受教育後來港，有一半身份屬中共建制內角色；唯有鄔維庸在香港長大及受教育，並在港英時代被邀加入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是港英栽培的政治精英。鄔自被中方吸納加入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後，就全面倒向對中共政策的認同，起草基本法時擔任政制小組召集人，並在諮委會提出過保守的「八十九人方案」。其後備受中方重用，有人統計他在回歸前曾先後做過中方所設的「八委」（即八個委員會的委員）。鄔確實是在前港英政治精英中被中方收為己用的典型人物。
鄔也常以了解「中央的意見」自居。最經典的一次，是一九九九年一月廿九日，終審法院作出居港權的判決後，大陸四大護法對終院大肆抨擊，這時候，鄔維庸表示，四大護法說的是「中央的意見」，並指終院大法官是「小孩子逞英雄」。二○○○年，特首辦干預港大民調的事件爆發，香港左報和左派團體發起類似文革時「擁護無產階級司令部」式的排山倒海的「挺董」言論與行動，這時鄔維庸在港台「香港家書」節目中，指反董的幕後黑手，是「思想受到前朝遺毒影響的政府掌權人士，繼續為（英國人）光榮撤退塗脂抹粉」，「延續着前朝戰略思維，積極與內地疏離隔絕，刻意製造和凸顯香港和內地的差異。」矛頭直指當時的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果然，中央釋法，陳太去職，都證明鄔確反映了中央的意圖。
其後無論在廿三條立法、民主政制討論等問題上，鄔維庸表現出來的，都以了解「中央的意見」自居，常顯露接近中央絕對權力的亢奮，直至中央突然更換特首，委出「思想受到前朝遺毒影響的政府掌權人士」曾蔭權當特首，而鄔則事前並沒有被「打招呼」，以致他酸溜溜地批評曾蔭權「道德水平就差一些」，他自以為是地說曾的繼任應為「五年」。他的這些判斷一再被中方否定，他也就有點寂寞聲沉了。
鄔顯然未認識到，他雖接近中央，但中央也有不同派別。過去跟他「通聲氣」的一派，或暗示他可在香港放出口風的一派，可能在一夕之間失去了對香港的「話語權」。鄔的落力演出也就突告失準。近一年多來他的落落不歡，不再高調發砲，跟他無法取得中央新當權派的青睞，恐怕不無關係。至於精神的壓抑，會否導致健康下滑，就不得而知了。
鄔維庸是人大代表。有些人大代表認為自己代表人民，例如李鵬飛；但大多數的人大代表只是自認為要代表「人大」，即要做中共專權政治領導下的「人大」在香港的代表。鄔維庸應屬代表「人大」的典型人物，但他恐怕不知道，「人大」所反映的黨意，也是變幻不定的。他實際上是為專權政治機器作出愚昧犧牲的悲劇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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