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好龍應台到港大跟她一起午飯聚聚面，這是星期六，她下午有課，我們在飯堂買了三文治和沙律邊吃邊聊。飯堂外一株綠葉黃花的槐樹引起了應台的欣賞興致，我們飯後就坐到槐樹下的露台桌椅上溫習──她是預備下午的課，我臨時獲邀旁聽及作幾分鐘演講，也煞有介事地寫起大綱來。這天沒有陽光，灰濛濛的天帶着水氣，就是這灰濛濛的濕潤的空氣，把槐花的嬌黃嫩綠烘托得那麼清新。
清新過甚，竟「像牛毛，像花針」般輕輕地飄下雨絲來。我們不管他，雨也持續不多時，備課完畢，雨已經停了。我們散步往荷花池，應台問我我唸港大時校園的風光有什麼不同。其實校園幾乎面目全非，舊的都淹沒在新的裏了。一九六六年的荷花池的確是在這裏，但這個荷花池不是舊時的荷花池，那時沒有精心砌出來的彎曲石徑，沒有木欄石卵的日式臺階，沒有沉思的孫中山銅像。我們的荷花池就是草地山坡低處的一個泥巴池塘，深處長着叢叢蘆葦，所謂「荷花」，其實是睡蓮，碧綠的圓葉貼着水面，托着工工整整粉紅色的蓮花。陸佑堂四角天井的圓池當年植着的也是同樣的紅蓮。
信步走進陸佑堂，「文化政策」的課在201室舉行。我大學一年級時，不知多少次在這個課室裏聽英國文學的課：JamesJoyce，《APortraitoftheArtistasaYoungMan》等等；維息太太的房間就在走廊的轉角，在那裏，少年的我炫燿着無知的才華。十年大學生活，旁聽朋友授課是常事也是樂事。我欣賞朋友表演的真功夫。分享着同一思想領域，將我們的距離拉得很近很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