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美國對法西斯主義全面宣戰前夕，羅斯福總統提出「人類四項基本自由」──言論自由；信仰自由；不虞匱乏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當時蟄伏於窮山溝的中共正「支離西北風塵際」，它要生存權、話語權、發展權……甚麼都想要，於是它便無限擁護和熱情謳歌羅斯福的「四大自由」。
及至中共建政，「四大自由」變成四大皆空，惟是鄧小平時代總算把「不虞匱乏的自由」嫁接為中國特色的「生存權」，中共承擔着餵養十幾億人民的歷史重責，悠悠萬事，惟此為大。其實四書五經早已將國家的政治理想說的很明白，那就是讓天下黎民「不飢不餒」。把生存權視為至尊價值的國民，實在活得很卑微，難怪超過六成四的中國人希望來生投胎他國，想過別樣的生活了。
還有一項指標──「免於下跪的自由」。在中港台三地僅有香港人獨享，那是拜英國殖民統治所賜，他們早就不用下跪了。然而大陸台灣還在長跪不止。台灣尚好，無論宋楚瑜抑或施明德，畢竟是在跪拜老百姓。而大陸則是對權力下跪──八九民運中的大學生在人民大會堂外泣血長跪，還有當下絡繹不絕的上訪者在官衙外長跪，都是吾國「下跪文化」的延續。
按說在辛亥革命後，中國人就免於下跪了，「阿Ｑ雖然似乎懂得，但總覺得站不住，身不由己的蹲了下去，而且終於趁勢改為跪下了。」以致穿長衫的官員鄙夷道：「奴隸性！」（見《阿Ｑ正傳》）
然而脾虛膝軟的不止是阿Ｑ，周恩來就在毛澤東跟前卑躬屈膝地跪着解說圖表；廣西交通廳黨組書記褚之田每次到成克杰府上，都是行下跪磕頭大禮；陳良宇在「老幹部局」甘為迎送小廝，以博元老青睞，則形同下跪。「刀鋸之餘，必無忠良」（宋．蘇洵）指的是受過宮刑的閹宦，而陳良宇者流，正是精神自宮的佞臣。
還有至為賤格者──湖南郴州副市長雷淵利掌控全市住房公積金六億元，因手下李樹彪到澳門豪賭輸掉八千萬，才被立案調查。原來雷淵利貪污數額達三千六百多萬，他養有九房二奶，那些曲意逢迎的地產商、建築商找不到門路向副市長下跪，竟卑賤到了向這些二奶獻媚。雷淵利第五房二奶不會開車，每次蒙召，都由一民營企業的老闆用寶馬轎車接送，風雨不改；第六房二奶是歌廳女郎，一開發公司老闆就為她張羅「個人演唱會」；第七房二奶有點身份，愛撒嬌，某地產公司的老闆就在她面前扮豬八戒，以博美人一粲……
阿Ｑ之「奴隸性」在於跪官，今日有頭有臉的商家跪的是官老爺的妾侍；中華先賢的治國理想是人民「不飢不餒」，而今中共治國至尊準則，依然是「生存權」和「溫飽權」，聽去恍如時光倒流數千年。實難怪，早已獲得「免於下跪的自由」的香港，亦潮流興復古，甚麼「太平紳士」、「紅頂爵士」、「上海姑爺」……北上三跪九叩者絡繹於途。至於他們跪拜的是權貴香案還是豪門妾侍？天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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