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倒扁運動發動環島遊行，經陳水扁鼓動「中國是中國，台灣是台灣」的台獨情緒，民進黨也發起三十萬民眾挺扁。一場民粹運動，眼看就會爆發暴力衝突，台灣的前途，深為世界熱愛民主自由的人士憂慮而關注。
倒扁運動雖由施明德發起，得國民黨支持。國民黨大報《聯合報》的社論，提出一個很有趣的觀點，認為倒扁運動，應該不計後果，不要理會對民主憲制的衝擊，就像歷史的土石流，不隨個人的意志轉移，先讓它滾流爆迸了再說，《聯合報》社論說：
「充滿愛國熱情的五四運動發生之際，怎麼會想到後來整個救國運動竟被共產黨主導，而使中國社會陷於數十年的赤色煉獄之中。中國後來雖陷於中共政權的赤色煉獄，但後人卻不能因『後見之明』而認為五四不應發生；同理，即使如今面對貪污腐敗至如此地步的陳水扁政權，後人亦不能否定台灣當年的民主憲改運動。其實五四當年，各界對中國的走向不是沒有辯論，更不乏有人對社會主義的救國方案持保留看法，後來亦印證了這類見解，確屬『先見之明』，但是，歷史的土石流一旦爆發，即不隨個人的意志為轉移。」
《聯合報》的「土石流」論者結論說：「陳水扁這一場自欺欺人又貪腐無狀的土石流，非滾開不可；至於隨着它滾下來的究竟是國之砥石，或是另一場泥沙俱下的土石流，則不妨將這個課題留給歷史。毛澤東滾開了，歷史賜給中國一個鄧小平；待陳水扁這塊自欺欺人的擋路石滾開，歷史難道會殘忍到竟賜給台灣一塊比陳水扁更惡劣的頑石？不會吧？」
「泥石流理論」充滿革命的浪漫激情，但這種觀點如果代表了當前國民黨的主流思想，則國民黨的政治智慧，無疑相當令人質疑。
英國歷史學家卡爾（E.H.Carr），是記者出身，在外交部供職，後來專研俄國史。但卡爾最為歐美民間所知者，是一冊通俗的小書，名叫《歷史是甚麼？》（WhatisHistory?），在這本作品裏，卡爾認為，一個「歷史學家」，不是一個「編年史家」。編年史家只須考證大事發生精確的時期和地點，但一位歷史學家，卻必須解釋許多宗史事發生之間的經緯脈絡、因果關聯，指出歷史發展的規律和模式。
卡爾認為，史事敍述的精確，只是最基本的責任。誇讚一位史學家考據出一宗事件的人物時地的真相，如同誇讚一位建築家選用了正確的水泥木材工料。對於一幢偉大的建築物，選對了水泥木材的工料是不夠的，最重要的是設計。同樣選用了玻璃和鋼材，美國的貝聿銘與英國的諾曼霍斯特就是風格不一樣。歷史學家的資料考據固然要正確，但這只是起碼的責任，他擁有了資料，如何診斷歷史縱橫的脈絡，論證一個時代的歷史規律，才是一種美德。
這就是一個史學家看待當前的台灣倒扁運動需要的思想高地。一個史學家會指出：五四運動雖然充滿愛國熱情，但盲目打倒孔家店，廢除文言文，以科學和民主為口號，只是一小撮讀書人挾夢想強行走上街頭，為日後更激進的列寧毛澤東思想和文化大革命做了開路先鋒。雖然「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但英雄造時勢，歷史畢竟是人為的泥石流，以後的泥石流往往超脫了人為的控制，向災難的方向發展，因此一個歷史學家完全可以科學地論斷：五四運動是幼稚而不成熟的，甚至是錯誤的。
國民黨如果讚許「泥石流理論」，它本身其實也是「泥石流理論」的歷史受害人。張學良一九三六年發動軍事政變，挾持元帥蔣介石。以當時的氣氛，蔣介石主張「攘外必先安內」，追剿「長征」之後的共黨殘餘勢力，但東北鄉親，華北父老，還有上海的左傾知識分子報紙輿論煽動的民情都是馬上要抗日。
張學良「西安事變」的後果，是直接協助了中共的擴張，幾十年來，連國民黨的歷史學者也為此懊悔不已，指張學良為中華民族的罪人。如果蔣介石和蔣經國父子在生，他們會不會認為西安事變的歷史泥石流，「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是為中國的國運帶來幸福與光明？
台灣《聯合報》社論天真地問：「待陳水扁這塊自欺欺人的擋路石滾開，歷史難道會殘忍到竟賜給台灣一塊比陳水扁更惡劣的頑石？不會吧？」一九四九年的蔣介石政府，家族貪污，官吏腐敗，延安的武裝顛覆勢力，也一度令中國的「知識分子」充滿幻想，以為百萬雄師渡江，南京危城落日，是「人民革命」的一股泥石流：「待蔣介石這塊擋路石滾開，歷史難道會殘忍到竟賜給中國一塊比蔣宋孔陳四大家族更惡劣的頑石？」會。蔣介石再獨裁，也沒有摧毀中國文化的基石，沒有摧毀中國的倫理道德，沒有發動學生打老師、兒子打父母，沒有發動「文化大革命」，蔣介石這堆泥石流滾開了，歷史賜給中國一個毛澤東。
所謂「從歷史吸取教訓」這句濫調，就是這個意思。讀歷史已不是只為了考據「中華民國亡國於一九四九年」的事實，而更為了研究古今許多泥石流以「英雄造時勢」或「時勢造英雄」的藉口，以浪漫的激情為外衣，如何創造了一場場愚昧的災禍。既然歷史的土石流一旦爆發，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則土石流更易為野心家、權術士、暴君獨裁者在後期誘導而騎劫，人類的歷史往往是悲劇的一再重演，正因為許多身在局中的泥石流的弄潮兒，自以為在創造歷史，最終其實是受到歷史的愚弄和嘲諷。
《聯合報》的社論說：「陳水扁現在正是一塊必須滾開的巨石，它不滾開，不符憲政正義，亦不符歷史正義，至於在它後面有甚麼石頭會隨它滾下來，那卻是歷史自己會處理的問題。」
「歷史」從來不會處理問題，也不必處理問題，人民才會承受泥石流的災難後果。泥石流是可以避免的，因為時代的變動，往往開頭由一兩個「魅力領袖」率先振臂一呼，法國大革命的羅伯斯比爾如此，俄國的列寧亦如此。因此歷史學有所謂「偶然主義」的爭論，例如假設當年刺殺奧國太子斐廸南的陰謀不成功，斐廸南太子的座駕車司機駛錯了路線，避開了埋伏的刺客，會不會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或者被通緝的列寧逃亡，如果不是牙痛，臉上包了繃帶，被沙皇政府的士兵認出而逮捕，二十世紀會不會出現共產革命的一場人類浩劫？
「正義」是一切革命者的旗號。民主憲政的正義，就是法治的契約精神，並無其他。《聯合報》社論代表的國民黨人思想，或在蔣家時代的極右獨裁，或在陳水扁時代之極左激進，原來是這種程度，則難怪國民黨自蔣經國之後，受到全球民主化的泥石流的衝擊而徬徨，因為他們不是台灣民主的創建者，而是隨波逐流的一葉孤舟。他們問：「歷史難道會殘忍到竟賜給台灣一塊比陳水扁更惡劣的頑石？」中國的導彈集結對岸，美國自顧不暇，李登輝謀定而後動，對於以馬英九、連戰之流的南宋江山的遺民餘孽，對於愚昧而又充滿激情的人，歷史往往是殘忍的，而且殘忍得很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