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純鉤
八月底一天，日光毒辣，經過灣仔大道東時，突想起四十年前的那個夏天，一樣毒辣的日頭，我與中學母校的同學一起，沿着福泉廈公路步行往福州去，準備參加八月二十九日在那裏舉行的揪鬥教育廳長王于[!FEB2]的活動。王是當年福建省委書記葉飛的夫人。
那時我們都還不是紅衞兵，等到從福州回來，一個紅衞兵組織就在全省各地建立起來，因為八月二十九日具紀念意義，這個組織就命名為「八二九革命造反司令部」。
我中學母校的學長王雲集，是廈門大學中文系的學生，寫得一手漂亮文章，又擅演講，真是振臂一呼應者「雲集」，鬍子巴喳中帶一點落拓文人的浪漫氣質，他後來成了福建省八二九總司令部的司令。
我們在福州東街口看大字報，把一些新鮮感人的內容抄下來，毛澤東、周恩來、林彪、江青等人的講話，都像九天綸音，讓這些鄉下孩子感到革命的新鮮刺激，感到參與一項偉大的政治運動那種千載難逢的幸運。那時革命浪漫主義盛行，循規蹈矩的學生突地生出對崇高事業神往追慕的激情，人人都準備投入文化大革命運動，準備必要時犧牲自己。
我們住在農學院，晚上和衣睡在地上，每天早晚出入，經過福州著名風景區西湖公園，那裏大門洞開，也不收門票，但我們那時都神聖得屢過其門而不入。對鄉下孩子來說，公園是神奇好玩的地方，可是革命如火如荼，誰有心思去遊玩享受？我們那時意志堅定如此，因為造反本身正是一件家國大事。
從那以後，整整三年屬於我生命中的「八二九」年月。從初期的造反派與保皇派之爭，到各立山頭，校園裏棍棒石頭的武鬥，到介入社會，組織工人農民成立造反總部，再到衝擊部隊軍營搶槍，武裝割據，身邊有同學死傷。那時黨政機關癱瘓了，幹部也分成兩派，連「支左」的部隊也各有「派性」。天下大亂，越亂越好，毛澤東如是說。
為「保衞偉大領袖毛主席」打了兩年，到六八年秋天我被推舉到北京參加中央辦的學習班，造反派、保守派的學生與幹部同處一室，談判大聯合的問題，籌備建立福建省革命委員會。一九六八年底，全國各省除台灣外全部成立革命委員會，軍隊、幹部和學生三結合建立領導班子，「全國山河一片紅」，理論上說，文革結束了。而三年打生打死，造反保守究竟誰對誰錯，到最後也不得要領。
一九六九年初，毛澤東又有一大戰略決策，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紅衞兵從「革命先鋒」搖身一變，成了「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臭老九。毛澤東高瞻遠囑，深感血氣方剛的學生留在城裏終究是個禍害，養活數千萬年輕男女又要虛耗國庫的糧食金錢，因此把這些因為造反而野性不馴的孩子，投放到中國廣袤的土地上去，讓窮苦農民去收拾他們，讓漫長的放逐消磨他們的意志，讓清貧的日子瓦解他們之間的感情。紅衞兵們飽嚐人間冷暖，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一時頹廢苦悶成了流行病。
到七十年代初，知青們先後抽調到城裏不同部門工作，領取微薄到可憐的工資，一個個如蒙大赦、感激涕零。然而，幾年跌宕的人生初級課程，使他們對現實產生了基本的懷疑態度，部份人開始質疑自己身處的社會制度，年輕人不安份的思想和探索真理的原始衝動又一次萌芽，這一次不是精神洗腦後的盲從，而是從個人觀察和思索裏生發出來的真切感受。馬克思的格言是「懷疑一切」，這一回紅衞兵們接過老祖宗的信條，把它用到現實中去了。
一九七三年，林彪一夜之間從欽定的接班人，淪落為「不恥於人類的狗屎堆」，隨着林彪的倒台，毛澤東至高無上的神話也開始解體，與此同時，毛澤東對四人幫的批評，也在民間的政治耳語中四處流傳。「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革命革到自己親密戰友的頭上，正如革到紅衞兵頭上一樣，令人對革命的神聖意義平添了更多疑慮。
那是魏京生們在北京民主牆呼籲「第五個現代化」的年代，全中國每個角落都瀰漫各種政治的悄悄話，真真假假的小道消息揭示不同的政治行情，今日的座上客明日成了階下囚。紅衞兵們被政治漩渦甩出來，閒極無聊，反倒貪婪閱讀各種到手的理論書，探討中外的歷史問題，小心翼翼地接觸現實政治制度的利弊。那時我們也看《聯共（布）黨史》、《法國革命史》、《巴黎公社史》、《第三帝國的興亡》，私底下提出「改善無產階級專政」這樣膽大包天的問題。幾個朋友看書討論，彷彿對國家政治、社會制度頗有心得了，商量着準備把一些看法寫成大字報，張貼到福州鬧市東街口去，以期引起更大反響。
因為個性疏懶，我們的大字報始終沒寫出來，到後來工作調動，小圈子散了，我們過問國策、行使公民權的大計，終於也成了「偉大的空話」。也幸虧人太懶，正經事當作閒聊，又缺乏足夠的政治野心，否則大字報一貼出去，一定免不了牢獄之災，而各自的後半生都要改寫了。現在看來，「改善無產階級專政」簡直是小兒科，不過在當時，僅僅是「改善」那樣輕描淡寫的想頭，也已經夠駭人聽聞。「偉大領袖毛澤東」健在，他的世界共產主義藍圖方興未艾，豈容幾個毛頭小子來「改善」！但這種「改善」共產黨執政的念頭，在紅衞兵中廣泛流傳，在老百姓中發酵，後來成了鄧小平改革開放大轉彎的社會基礎。
政治滲入個人的日常生活，這是文革帶來的社會文化效應，也因此讓紅衞兵這一代，比他們的前輩更早也更深刻地思索現實問題，對現存的體制發出質疑，追尋各種社會變革的可能性。八十年代初起，有的人因此走上政治抗爭的不歸路；有的慢慢消磨了政治激情，回歸世俗生活；有的人走入建制，被提拔作各級官僚；有的人下海做生意，成了第一批經濟弄潮兒。紅衞兵分化了，在大變革的年代各奔前程。
在胡耀邦趙紫陽的寬容政策下，紅衞兵們開始成為社會的中堅力量，在知識界形成文化引進、思想探索的熱潮，推波助瀾，蔚成風氣。
混亂而生氣勃勃的局面，時鬆時緊捱到八十年代末，到愛國學生民主運動形成高潮，這個運動的幕後智囊和市民中的呼應者，很大部份也是紅衞兵。那時紅衞兵們久違的理想主義又回來了，天地一股正氣從京城向全國流播，民胞物與伸張道義的激情像傳染病，人人都以為，民眾的訴求如此樸素真誠，人民子弟兵不會槍擊人民，可惜大家都錯了。
六四一役耗盡了中國人的道德正義感，愛國熱情被坦克車輾碎，當年的沮喪和無助，隨着十幾年來的經濟上升、生活改善慢慢轉淡，民主自由的理想被追逐現世快樂的欲望麻醉了，人人日子都好過了，只是靈魂無法安頓。
等到六四的風波輻射到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卻在那裏引爆了另一些定時炸彈，前蘇聯解體，東歐共產政權土崩瓦解，民主制度在他們那裏草創了。正如俄國諺語說的：「人不能分兩次跨過壕溝」，他們的政治經濟改革同步到位，震盪療法起死回生。今日看來，俄國和東歐最壞的事情已經發生了，但中國最壞的事情似乎還沒有發生。
從文革的紅衞兵，到思想解放運動，到八十年代的政治改革呼聲，再到六四，再到前蘇聯和東歐的變天，歷史發展似乎有某種脈絡，有一種內在的因果關係。以紅衞兵造反之惡開始，一浪接一浪，而以社會主義陣營崩析告終，用毛澤東的話來說，是「壞事變成好事」。如果說紅衞兵運動最終造成了世界格局的改變，有人可能會譏笑我們太過自我膨脹，不過亞馬遜河熱帶雨林中一隻蝴蝶搧一搧翅膀，也會引起美國德薩斯州的龍捲風，假設沒有紅衞兵，今日世界或許就不是這種面目。
七十年代初起，數以十萬計的紅衞兵擠開國門南來香港，這些當年的「阿燦」，三十多年來見證香港的盛衰。少年子弟江湖老，紅衞兵早已恥談當年之「勇」，不同派別的紅衞兵一起飲酒作樂時，說起四十年前的對立，十億中國人被毛澤東一人催眠的往事，也都只有苦笑的份。一個同學官至副市長，因貪污被投入大牢；一個同學文革後出國留學，現在在香港一間大學做生物科技專業的訪問教授；一些同學赤手空拳在資本主義的香港開創了自己的事業；另一些同學只過着平凡而清貧的日子。紅衞兵這一代，再沒有甚麼前景，前景都是屬於他們後代的了。
看看今日的中國，官場的貪腐與民間的惡質文化沆瀣一氣，經濟快速成長與精神極度混亂相呼應。中國就像一個初出牢籠的囚徒，放眼人間到處是機會，過去的陰影與未來的誘惑交織心頭，野心比本事大，麻煩比智慧多，一副陰陽失調的病身，背負舊日淪落之怨與今日得意之狂，不知能不能捱過風雲變幻的世道。向好處看，這是復原振作無法迴避的過程，向壞處想，沒有大國手，不作一番刮骨療毒，終不知如何收場。
「四十年來家國，三千里地山河。」二十年前曾有過一次關於紅衞兵「懺悔不懺悔」的爭論，其實，對紅衞兵們來說，半世折騰又怎一個「悔」字了得？今日紅衞兵們早已髮白齒搖，家國雖屢屢入夢，而心力卻早已不濟了。再來一次文革，我還會做一次紅衞兵嗎？說真的，我不敢說不會。在十幾歲上，空有一股初入世的激情，以世界革命或家國關懷的名義，偉大領袖催眠，億萬人裹脅，再怎麼荒唐的事，我們中國人都還會幹得出來。更不用說，今日世道如此惡濁，人心如此險峻，再鬧一次，誰也沒有屢過公園而不入的那種真誠了，那會是怎樣一種局面，也不敢想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