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寶華 傳媒工作者
策發會拋出三個立法會普選方案，三個方案中，當然最理想的是所有議席都由直選產生，畢竟經過選舉洗禮的才懂得謙卑，也只有走進過尋常百姓家，才真正明白普羅大眾的訴求。但是最重要的一點是，只有經過真正的選舉，坐在議事廳裏手執權力的一群，才了解他們手中的權力由誰賦予，最終要向誰負責。討論還是歡迎的，香港近年來都欠奉理性的討論或辯論，很多政策在推出之後，往往未開始討論，就已經變成了不同政治陣營的角力和對壘。
其實，不但香港人需要理性的討論或辯論，中央政府也需要。一直以來，北京對香港普選的要求反應都很冷淡，社會各階層近年分別提出了不同的普選時間表，但北京對此似乎不為所動。有人認為，只要中國一日沒有民主，香港都不會有民主。這個看法雖然悲觀，但卻得到不少對中國國情有深厚認識的人士認同。
權力來源問題
北京之所以對香港的民主訴求視之為洪水猛獸，抱持碰不得的態度，大概是認為普選會出亂子，萬一選了一個北京不喜歡的人當行政長官怎辦？又或擔心香港會變了福利主義社會。可是，北京這個想法，既不理性也很片面。事實上，正由於北京一直不首肯香港普選行政長官，故現時特區政府推行某些具爭議性的政策時吃盡苦頭，有時甚至徒勞無功。
我們的行政長官不是經由普選產生，他的權力來源是甚麼？「董建華」，「曾蔭權」，這些名字代表了甚麼？是北京的利益還是港人的利益？他們的動機很容易受到質疑，在立法會內也沒有票源，議員可以對行政長官說：「我是代表市民反對你，因為我是民選的！」即使執政聯盟又如何？一到選舉，為了選票，又會投選民之所好，不一定支持政府。
要解決這些矛盾，要害是權力來源問題。
政策推行困難
曾蔭權為甚麼這樣緊張民意調查？因為這似乎是唯一支持他的認受性的理據，但民調跟民選根本不可同日而語。有時候我們也會替政府難過，在現時這個畸形的制度下，他們是先天不足，所以做得特別吃力。
如果我們的行政長官經民選產生，那麼面對立法會時，他便可以說：「我也是民選的！我有全香港市民做後盾。」他也可以在競選時，把一系列希望在任內推行的政策，納入競選政綱。比如開徵銷售稅問題，假若他經由直選產生，他日要推行銷售稅時，他便可以振振有詞：「我的參選政綱包括開徵銷售稅，你投票時已經知道，稅收細節可以詳談，但方向是大家已經同意的。」
欠缺理性討論
如果真的是這樣，政府在推行很多具爭議性的政策時，應該會容易很多，但現在的政府就是沒有這個權力基礎。
事實上，現時政府推出的不少政策，遇到的阻力有時是非理性的。比如開徵銷售稅這個問題，其實有關這個課題的嚴肅和理性討論非常重要。因為香港人口老化問題的確愈來愈嚴重，稅基狹窄，將來只有少數人納稅來支持這個龐大的人口，這個負擔不但落在我們這一代身上，更禍延下一代。當然，銷售稅是累退稅制，未必是好辦法。但開展有關稅基狹窄這個問題的討論，不應該那麼困難。特區政府一次又一次推出比較有爭議性的政策時，都遇到這麼大的阻力，是不是應該好好想一想，到底是甚麼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