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九月赤潮，真切演繹了中華民國憲法之彈劾權。孫中山的「五權憲法」，其中三權分立的立法、行政、司法屬於「間接民權」，人民通過選舉委託自己的代理人去管理公共事務；而考試權和彈劾權則屬於「直接民權」。所有民主制度都會在間接民權之外，賦予人民直接參政議政的權力。即便是中共制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字面上也有直接民權。
大陸波瀾壯闊的八九民運，香港二○○三年的七一大遊行，台灣「反貪腐」的倒扁赤潮，都是民眾運用直接民權的實踐，其結局卻迥然不同。
香港五十萬人大遊行，和平有序，被譽為公民社會高素質的典範；而台灣之百萬「圍城」，矯若遊龍，大開大闔，酷似現代行為藝術，更想起了台灣本土大師林懷民的「雲門舞集」。然而，港台的民權運動都是在法治社會的公共空間裏展開的。只有大陸的八九民運和迄今薪火相傳的公民維權活動，是在專制鐵屋裏孤憤的吶喊，是民權的冷土上不滅的磷火。
筆者身歷八九驚濤，那幅大時代的畫卷永誌不忘，沒有人能比覺醒的中國人做得更和平、更理性和更有序的了。其後在「蘇東波」中相繼坍塌極權政體，以及在二十一世紀多處發生的「顏色革命」，其人民運動的規模和水準，都沒有超過中國的八九民運。然而，在亞洲、在全世界只有兩個東方專制主義陰魂附體的國家──中國大陸和緬甸，悍然動用槍炮坦克殺人於市，而且迄今仍振振有辭，堅稱屠殺平民的國家暴力，「被歷史證明是正確的。」
再觀當下大陸泛社會的冷漠麻木、糜爛墮落，便可知，當一個民族的靈魂被釘上枷鎖，也就無所謂甚麼道德和羞恥心了。是故，專制國度的奴民素質必然是低劣的，而只要挺起腰板做人，他們就不會比任何種族的人群要來得素質差。
說到台灣的九月赤潮，在有憲政、有法治、有民主的社會，民眾運用直接民權對貪腐發出怒吼，本是公民的職責。但街頭政治不能取代司法程序，不能取代民主選舉。對「總統家族弊案」檢察工作尚未水落石出，而換屆大選還有不到兩年，便以「公憤」的名義去行「私刑」，這就超越了直接民權的界限了。赤潮只漲不落，到頭來只怕是淘盡狂沙不見金……
筆者倒是從另一「地質斷層」中看到，台灣此遭「青紅對決」，無論結局如何，經此一役，大陸與台灣形同陌路，更無統一之望。
如果阿扁弊案最終查實確有甚麼「禮券」、「內線交易」、「借用珠寶」、「內褲報銷」諸如此類的問題，那麼在狂貪暴斂的大陸官場，阿扁足可獲得「廉政」表彰，扁嫂亦可立「賢內助」牌坊；阿扁倘被反貪赤潮衝垮，陷於滅頂，這決非北京當局所樂見的結局；而赤潮盡興而散，軍隊中立，警方守紀，竟無秋後算賬，亦非北京之所願。總而言之，兩岸的「政治時差」相距大約半個世紀，「昔為同池魚，今若商與參」（曹植詩句）。商為東方星宿，參為西方星宿，商參永不相見──這或許就是大陸與台灣的宿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