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身是美國德州大學西南醫學中心終身教授的王曉東，今天在香港接受有東方諾貝爾獎之稱的邵逸夫獎，所得獎金約為八百萬港元。
撰文：冼麗婷
攝影：黃建通
獲得邵逸夫獎以後，電視台拍攝隊在我家住了三天，拍攝我日常生活，對於我這個只懂埋首研究的科學家來說，處理這些額外事情是有點為難。以往，我研究不是為了拿獎；未來，我希望盡快忘記獎項，集中精神重回研究工作正軌。
所以別問我想不想拿諾貝爾獎，活到這個年紀是研究的高峯期，天天只會疑惑實驗結果：「怎麼會是這樣的？」老是想能不能得獎，研究就要變成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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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85年到美國達拉斯當研究生，91年取得生物化學博士學位。95年開始，我研究腫瘤細胞生長和凋亡特徵，發現在正常情況下，細胞會按程序如引爆炸彈般自我摧毀，就如炸藥夷平建築物卻又不會摧毀周邊建築物，令正常細胞平衡生長。
可是，癌細胞不能「自我引爆」，於是，我透過試驗人工化學品，希望找出摧毀癌細胞的方法。有關研究仍在動物試驗階段，何時可以對癌症有真正治療功效，言之尚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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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美國每年拿九百多萬港元作研究經費，在上述「細胞按程序凋亡」的試驗研究過程，曾經有兩年是完全沒有結果、沒有寫過一篇文章的，外行人聽了就擔心：「哪怎麼辦？有沒有懲罰性措施？」研究沒有結果就要受罰，這個世界就沒有科學家了。實際上，在美國做科學研究，很少人會問我：「你的研究有甚麼用？」研究就是研究，研究要有結果，非得機遇、耐力及眼光看得準不成。
孤單的科學研究裏，看不準、令你失望的時候居多；不斷努力重複試驗，最終能有所發現，那已經很幸運。我的15歲長子喜歡玩大提琴及遊戲機，他曾跟我到實驗室做研究，最終無功而退，但卻明白了研究之苦：又慢又沒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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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出生，我在中國河南跟着外婆長大，她對我不打不罵，給我很大自由思想空間，不會令我害怕犯錯受罰而不敢嘗試。在中國人最痛苦的文革經歷裏，我記得自己曾因為看着鄰家孩子吃油餅，心裏落寞，感覺很慘。孩童思想純真，別人在吃而你沒有可以吃的時候，就是最慘的時候。
我暫時沒有具體計劃留在香港發展，美國自由探索的環境，是不容易複製的。香港部份大學得到很不錯的研究捐款，但在我看來，錢是研究的必備條件，但不是充份條件，社會環境及研究運作機制很重要。
有些舊同學，因為喜歡野外，就跑回中國在青藏高原、黃河源頭做研究。年輕人尋找出路，我沒有藥方相告，但我想，最重要是走自己的路，做自己喜歡而又令社會得益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