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作家斯坦培克的名著《憤怒的葡萄》，描寫了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南部失地農民到加州果園農場打工，卻受盡工頭和僱傭治安隊的欺凌……
今有河南農民李年紅拖着大板車進城賣棗，以期湊足孩子的學費。哪知入城後迭遭「城管」的呼喝打罵和無良商販的傾軋排擠，非但不能踏入農貿市場，連街邊擺賣也被驅趕。李年紅挨饑抵渴，四處躲避，足足一天僅賣出三斤棗。最後悲憤交加地把整車金絲紅棗一把一把地撒進河裏！
事主所受到的百般欺侮，沒人目睹整個過程，這位農民只流着淚恨恨地說：「城裏不是俺待的地方，餓死也不進城了！」當時在旁圍觀者也有幾個動了惻隱之心，勸他住手，表示願意把剩下的紅棗都買下來。但這位倔性子的農民已目眥欲裂，繼續拋撒紅棗入河，顆粒不剩……有甚麼語言比這憤怒的紅棗更能刻畫出一個弱勢群體的絕望？
還有晉中農婦自殺案──今夏西瓜豐收，瓜賤傷農，更兼瓜農賣瓜要被交警、城管、工商稅收「一條龍」刁難和勒索，運瓜要養路費、賣瓜要管理費、清潔費……山西運城瓜價僅得兩分錢，遂使一位血本無歸的農婦憤而上吊。她倘不自殺又如何歸還化肥農藥欠賬，又怎去填飽官差衙役的欲壑？
從憤怒的紅棗到憤怒的西瓜，教人又想起了葉聖陶的小說《多收了三五斗》。欠收既悲，豐收亦悲。只緣本朝社會法則從來都罔顧農民的生存權。人言「血汗工廠」、「血汗民工」，殊不知社會的底部卻是廣闊無邊的「血汗農村」！如果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還有奔頭，他們怎會委身血汗工廠去賤賣自己？
尤須提到章魚吸盤一般的衙役和編外衙役，他們正是與極權政治共生的毒瘡。一個政府愈是專制，就愈需要更多的鷹犬去控制社會。城管隊伍只是這頭怪獸最表層的鱗甲，虎狼百姓，魚肉鄉民，本係他們的第一副業。
近日又有一宗命案，這回吃虧的是衙役了。北京海淀區城管監察隊員李志強沒收無牌攤販的三輪車，遭對方持刀刺斷頸動脈，當場氣絕。
據目擊者稱，無牌攤販先諾諾而退，稍後返回現場懇求城管歸還三輪車，卻遭對方猛抽了兩記大耳光，遂使事主暴起傷人。
城管李志強被追諡為烈士，該監察分隊被命名為「志強分隊」。殺人者當治罪，自無疑問，但底層弱勢貧民與城管的積怨從何而來？不如在李年紅怒沉紅棗的河邊立碑，刻上「憤怒的紅棗」五字；又在山西運城立一個「憤怒的西瓜」牌坊；再把孫志剛殞命處命名為「志剛收容所」……
當下的「盛世中華」確係權貴和富人的樂土，然而一如美國總統甘迺廸就職演說所言：「當一個社會讓窮人看不到希望，那麼對於富人來說，將同樣是絕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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