彈性滙率制度，亦即不同國家可自由選擇適合自己的滙率政策，相信較諸《蘋果》讀者的平均年齡大不了多少個月。不少觀察家認為，彈性滙率制度已是老化了的舊電池，在1978年建立這個體制的國基會，是時候為其注入新動力。
假如國基會未能這樣做，我們將會大感失望，並只好另尋途徑，例如透過黃金或其他的錨，把不同貨幣的幣值再次相互綑綁，不過這做法將不必要地犧牲了利率作為調控工具的功能。
由市場主導和由央行主宰的滙率制度並存，是使得全球貿易平衡出現傾斜的主要原因，亦對布列頓森林協定訂立後貨幣體制的可持續性構成了最大威脅。若要該體制重新站穩陣腳，國基會必須在未來數月召集美國、日本、中國、歐盟和沙地阿拉伯等國家或組織，商討出一個糾正經常賬扭曲情況的協議。
經濟學者指中國在2006年的經常賬將錄得逾2000億美元的盈餘，而沙地的盈餘亦有1000億美元左右，要縮減美國預期多達逾8000億美元的赤字，便需要向中國和產油國埋手。方法之一，是讓美元兌人民幣貶值，但人民幣現時以約8兌1的滙率緊釘着美元，令美元無從貶值。
人民幣應大幅升值
擁有龐大經常賬盈餘的國家若不把貨幣緊釘最大赤字國家的貨幣，全球的調節便會容易得多，因此，各國需要達致一個可以分散調整的痛楚及減少全球陷入衰退風險的協議；亦是基於這個危機，他們需要國基會兼任中間人及仲裁人的雙重角色。要達成該協議，最困難的是如何令中國承諾讓人民幣大幅升值。
提防激發保護主義
當國基會於本月19日在新加坡開會時，它將會投票決定應否給予中國、南韓、墨西哥和土耳其等國家在國基會的決策過程中有更大的發言權，該個構思主要是：若要中國接受在國際金融體系中負有一定的責任，便要給予中國與其影響力日隆相稱的發言權。假如協議部份內容是國基會要求美國削減預算赤字，這個全球最大的經濟體系便應改變漠視國際輿論的習慣。
國基會若要履行其維持國家貨幣政策的工作，道德權力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它作為強制執行者的託管合法性，只是含蓄地隱藏於基金的協議條文中。行使這脆弱的法定權力，很易會招來不滿，尤其是中國會視國基會的任何行動為侵犯其主權。但不採取任何行動亦非善法，因為失衡的經常賬赤字若不經妥善的排解，將會激發保護主義抬頭。
若全球的儲蓄和投資未能重新配置，那些諾貝爾經濟學家便會振振有辭，指採用彈性滙率制度是註定失敗的決定。本月在新加坡舉行的國基會會議，中國領導人的一舉一動必受注視。假如中國一如總理溫家寶最近所提般同意讓人民幣擴大浮動的波幅，便可利用今次新加坡會議宣示其為負責任國際公民的憑據。當然，中國亦可擺出民族主義姿態，凸顯出國際金融體系欠成熟的中年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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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欄隔周逢星期一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