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威 哈佛大學東亞語言及文化系EdwardC.Henderson講座教授
今年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選舉，夏志清教授以最高票當選人文組院士。以夏先生在國際漢學界的地位，這是項來得太遲的榮譽。院士的推選有許多機緣因素，夏先生沒有及早入列，是中研院的損失，但誠如資深歷史學者徐倬雲教授所說，有了夏先生，「大家的位子才總算坐得穩些。」
香港天地圖書公司最近推出夏志清教授的《談文藝，憶師友》，可謂此其時也。這本選集精選夏先生多年來的散文作品，很可以讓我們一睹大師的另一種才情。雖曰散文，先生下筆仍然一絲不苟。不論是記述北大、耶魯求學的經過，或是議論京劇人物、好萊塢明星，都是娓娓道來、信而有徵的文字。至於與顏元叔教授論戰的〈勸學篇〉，或是側寫話劇名家曹禺的〈曹禺訪哥大紀實〉等，則又顯示一種犀利率直的筆鋒。
初次見到夏先生時我還是博士生。聽他發表《玉梨魂》專論，明明知道題目重要，卻怎樣也弄不清為甚麼民初才子佳人要和馬龍白蘭度發生關係。夏先生學問淵博，講起話來卻連珠炮似的，天南地北，堅決與文法為敵。日後我有幸在哥倫比亞大學追隨先生十五年，對他的語言風格自然深有體會──也不免是他實驗的對象。夏先生治學嚴謹，讀他的英文著作《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國古典小說》等但覺議論宏偉，文采動人，道地的一家之言，然而日常談話，套用也是天地剛出的吳魯芹散文集書名，夏先生的嘉言足堪編出多冊《瞎三話四集》。
然而夏先生的散文卻顯現了與論文或談話完全不同的丰采。他論人敍事，率皆綿密周延，甚至不乏旁徵博引的片段。難得的是行文一清如水，極為可讀。夏先生每每自謙浸潤英文多年，不慣經營精緻的中文，我倒以為字字親切實在，反而是他的特色。他寫家庭和學校生活的點滴，美國和台港學術圈內的來往，親友故舊的情誼，認真而且「任真」，感情自然流露，幾乎有了口述歷史的魅力。
夏先生愛朋友，喜詼諧，真可謂有先生處即有笑聲。但我讀他的散文，每在字裏行間看出憂鬱的痕跡。像〈上海，一九三二年春〉記述他少年在上海求學、生活的片斷，乍看平淡，卻道盡並不寬裕的家庭生活，十里洋場的喧囂，還有「時代惘惘的威脅」。是在這樣的環境裏，他發展出對好萊塢電影的興趣，如醉如癡，甚至當作獨門絕學。多年以後他在紐約不斷重溫老電影，想起「故舊半為鬼」，唯有銀幕上的影像依然活色生香。逝去的「少年時代的海上繁華夢」，豈竟真是如電如影？
又如〈紅樓生活志〉、〈北平，上海，俄亥俄〉兩作，寫的是他赴北大任教，輾轉出國，最後就學耶魯的往事。從北大到耶魯，這看來一帆風順的路子其實包含太多因緣際會和意志力的挑戰。夏寫北大紅樓食宿的粗劣，南人北上的文化差距，隔了六十年，讀來竟有奇趣。而他抵美之初的曲折，不是對學問有巨大的熱情，不可能有如此克服萬難的決心。生活的不安猶其餘事，亂世的隔絕和倥傯纔是更大的考驗，然而夏先生字裏行間的重點依然是讀書寫文章。這是那一輩知識分子的本色了。
而夏先生最終的關懷還是家人朋友。因為他的推薦，錢鍾書和張愛玲得以成為現代文學的大家。一九七九年錢鍾書訪問美國，夏寫他的驚人才華，也寫他對政治的謹小慎微，閒閒數筆，感慨盡在不言之中。而他悼張的文字劈頭就是「張愛玲終於與世長辭」，一句話就點明張的「神話」意義和兩人之間的默契。但最令人動容的還是〈亡兄濟安雜憶〉一文。夏氏昆仲同好文學，而且各有所長，一九四九年後兩人寄寓海外，天各一方，反而更為親近。一九六五年夏濟安（1916-1965）猝逝，學界為之震動，對志清先生的打擊可想而知。但他對亡兄的悼念沒有涕淚交零，而是憶述往日彼此鼓勵、相互論學的點點滴滴，流露的不只是手足之情，更是一種惺惺相惜的知己之情。
談夏氏昆仲不能不談吳魯芹（1918-1983）。吳魯芹出身武漢大學，英美文學造詣絕佳，五十年代在台大外文系任教，與夏濟安等共創《文學雜誌》，之後赴美。吳雖為學者，反而因為散文雋永幽默而見知於世。他在夏濟安逝後曾寫〈記夏濟安之「趣」及其他〉一文，描寫夏的文才，習慣性的緊張害羞，還有童心趣事──包括冒名頂替為吳上小學的女兒寫作文。吳魯芹文筆生動詼諧，他筆下的夏濟安大智若愚，可敬可愛。如果我們理解時代的背景是五十年代百廢待興的臺灣，吳夏諸人的情誼和風度，就更令人懷念。
吳魯芹究竟是怎麼樣的人？夏志清先生其實曾經有長文介紹，但並未收入《談文藝，憶師友》書內，倒是天地版《瞎三話四》附錄可以得見。吳長夏先生三歲，也曾經過離亂病厄，但是他的文字輕鬆自如，寫的都是人間煙火戰火，卻絲毫不見火氣。吳善於自嘲嘲人又不失分寸，十八九世紀英美小品文的影響歷歷可見。有名的〈雞尾酒會〉寫盡洋派社交場合的造作張致，有類似經驗的讀者都要會心一笑。他的六十宏願沒有高調，而是「我已經六十歲了，不能再這樣規矩下去」，痛快痛快。
在上個世紀革命啓蒙的喧囂中，吳魯芹這樣的文字代表了一種極不同的人生觀：他是個「選抵抗力小的方向走路的人」。惟其如此，他反而能以小觀大，談俗，談懶散，談請客，談文人無行，乃至於談生死。吳的〈泰岱鴻毛只等閒〉有言：「人總歸不免一死，能俯仰俱無愧，當然很好，若略有一些愧怍，亦無大礙」，寬容灑脫，真是聞其言如睹其人。一九八三年吳先生在酒會之後突然撒手而去，走得輕鬆，竟印證了他一生行事的信念。
夏氏昆仲和吳魯芹教授都是在三、四○年代成長的學者。歷史的情境如此不利，他們卻居然造就了一身學問。他們都是西學出身，但是舉止言談，活脫是《世說新語》裏跳出來的人物。
以輩份而言，他們都是我老師的老師。濟安和魯芹先生去世得早，我無緣受教，唯有志清先生依然健朗活潑如昔。從他的學問言談裏，我可以遙想當年人物的文采風流。求諸今日，何可復得？倒是天地出版公司的兩冊文集《談文藝，憶師友》、《瞎三話四》，多少還為我們保留了一個時代文人的風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