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我國後方重慶、昆明等地經常遭遇日軍飛機的轟炸。空襲警報響起，重慶的市民紛紛躲進防空洞，昆明市民往郊外空曠處跑，當時稱為「跑警報」。據說有一次，劉文典看見沈從文也在跑，就正顏厲色地對他說：「你跑什麼？我跑，是因為我炸死了，就不再有人講《莊子》！」
面對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人的本性往往會毫無掩飾地暴露無遺。據戴子欽先生回憶，空襲警報下，梁漱溟不但沒有隨着眾人一起鑽進防空洞，反而搬了一張藤圈椅在學校操場中央，身穿長袍馬褂，泰然自若，坐着看書。我的朋友張榮明曾有長文分析空襲警報下梁漱溟的這一生命姿態，梁漱溟有一種信念支撐着他，他堅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
最近讀到何兆武先生的回憶錄《上學記》，又看到空襲警報下的兩種生命姿態。西南聯大的校長梅貽琦先生，那時已經五十多歲了，平時總是穿着整齊，永遠拿一把張伯倫式的彎把雨傘，極有紳士風度。即使是跑警報的時候，「周圍人群亂哄哄的，但梅先生還是不失儀容，安步當車慢慢地走，同時輸導學生」。而另一位名教授吳日含，卻「連滾帶爬地在山坡上跑，一副驚慌失措的樣子，面色都變了」，何兆武先生覺得他太有失一個學者的風度。
施蟄存先生在昆明的時候曾與吳日含住在一個宿舍，他後來回憶說，吳日含少年得志，年紀很輕因為得到蔣廷黻的賞識，就當上了教授，所以自信而驕氣。那個時候幾乎天天到教育廳長家裏去打牌。施先生說：「吳日含這個人，性直氣爽，很急躁，對一切事情太主觀。」何兆武先生還說到一個情節，那時吳日含租了一所很大的房子，然後再分租給別人，當了二房東。吳日含經常趕人搬家，說是有親戚要來住，要把房子收回去。而大家都知道，二房東要漲房租時總是這樣趕你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