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年作家白樺先生創作了電影劇本《苦戀》。故事的主人翁是畫家凌晨光，他在十年浩劫中備受屈辱與折磨，甚至淪為小偷；可當他的女兒因不堪生活折騰而決心出國時，凌晨光還想方設法的阻止，直至他的女兒向他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您愛我們的國家，苦苦地留戀這個國家，可是這個國家愛您嗎？」
二十多年後的今天，若果有人向資深新聞工作者程翔先生提出同樣的問題，只怕他也是百般滋味在心頭。
只要稍為了解一下程翔先生成長、工作經歷的人都知道，他對中國是滿懷憧憬、熱情與忠誠的。七十年代初香港大學畢業後，他毅然放棄其他高薪厚職到《文匯報》工作，為的是可以深入了解及觀察中國的情況、為的是可以成為推動中國發展的一分子。即使在八九年六四鎮壓後他被迫離開《文匯報》，程翔先生依然站穩新聞工作者的崗位，跟志同道合的人創辦《當代》雜誌，繼續觀察、報道、評論中國的最新發展。到《當代》雜誌結束後，他並沒有像其他「中國通」那樣「下海」從商賺錢，而是加入《新加坡海峽時報》繼續關注、觀察中國的最新情況。這種對中國不離不棄的忠誠本來是非常難能可貴的，偏偏北京當局卻不欣賞這樣的愛國者，先是在八九年六四鎮壓後迫使他離開《文匯報》，今次更在程序不公、證據欠奉的情況下把程翔先生打成間諜，判處他入獄五年及剝奪政治權利一年。對程先生這個愛國者來說，他苦戀的國家不單不愛他，反而在一再打壓他。
事實上今次程翔先生被指涉及間諜罪的案件從拘捕到審訊到定罪的過程都充滿疑點及漏洞，令人難以接受。程先生是在去年四月在廣州被捕的，在被捕後，北京當局便不斷放出各種各樣的消息來抹黑程先生，包括指程先生有婚外情及指他已承認從事間諜活動等。像這種發放失實消息抹黑程先生的做法對程先生及他的家人實在是極不公平的。此外，從拘捕程先生到今次審訊，北京當局都以非常秘密的方式進行，程先生的家人特別是他的太太根本沒有機會直接接觸程先生，更不要說協助他應付檢控及審訊了。像這種全無透明度的司法程序、像這種不尊重被告權利的司法程序，怎麼可能讓程先生得到公平公正的審訊呢？
至於法院在定罪時所提出的證據及事實，更是毫無說服力。根據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的說法，台灣的中華歐亞基金會是個間諜組織，程翔先生以傳真、電子郵件等把資料及情報提供予基金會的人員便構成間諜行為，故此判處他間諜罪名成立。可是，這個中華歐亞基金會是個合法註冊、公開活動的智囊機構，並且不時舉辦海峽兩岸的學術交流活動，甚至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及基本法委員會前委員許崇德也曾探訪過基金會；北京當局基於甚麼理由及材料判定基金會是間諜組織呢？而若果基金會真的有問題，許崇德先生不是該同樣受處分嗎？
更重要的是，程翔先生是個資深新聞工作者，他的工作本來就是要接觸不同觀點、不同意見的人包括各種各樣的智囊機構，以了解最新的政治經濟發展趨勢。因此，程先生跟中華歐亞基金會這樣的組織有聯繫以至交換意見是正常不過的事，根本不值得大驚小怪。若果連這樣的交流聯繫也被視為間諜活動，只怕除了閉門造車的新聞工作者外，其他記者都是在做間諜、都應當被捕入獄，這怎麼說得過去呢？
正如程翔先生的家人在聲明中指出，中國法院對程先生的指控是不成立的，判決是有嚴重傾向性及不公平的。我們強烈要求北京當局重新以公正公平的方式處理程翔先生的案件，還程先生及他的家人一個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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