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後共產黨佔領上海，我被抓了去坐牢，坐了六個月，罪名是「擾亂金融」，真是冤枉。放監後我馬上走，在50年一個人跑來香港，當時23歲。1950年香港金市熱鬧得不得了，何添也當出市。我來港第三天，就到金市工作，30年後才第一次回上海。那時南來的上海人，一心以為在香港避難兩三個月就會北返，所以把帶來的錢短線投機，結果輸了二千萬。
我從小做金融，14歲拜師，當時要點蠟燭上香，向師傅叩頭，去證券交易所做學徒；17歲滿師，19歲已經做爸爸，自己開金號做生意；現在十幾歲的年輕人，好像甚麼都不懂，我很奇怪。
50年代來港的上海人，多數並不富有，他們喜歡做實業，借錢買機器開工廠，做製衣，做膠花；香港人喜歡買物業收租，絕少肯與我們合作做廠；有些人排擠我們，我自己也曾經被廣東人「蝦」，不讓我報行情落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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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熱愛京劇，很小已開始學唱戲，79年為了籌款在大會堂表演，但是當年做股票買賣要大聲喊叫，壞了嗓子，後來改學拉琴，算起來已經拉了超過30年了。記得初學時，太太和朋友在家打麻雀，她們都投訴：「李和聲你唔好拉啦，牌都打錯咗啦。」我太太本來愛唱時代曲，但我要拉琴，拉琴要人唱曲，她被迫上梁山為我伴唱，後來也愛上了京戲。
最近我請一批來港交流的浙大同學食飯，跟他們談起京劇。我講了一個故事。有位南開大學的教授，有一次到歐洲開會，會後有一晚大夥去飲酒，外地的學者主動跟他談崑曲、京戲，這位教授完全不懂，意大利、法國、德國的學者卻滔滔不絕；他當時真想找個洞鑽進去，回國發憤研究京劇。我告訴同學，他日去外國，多多少少要懂一點京戲。
政府太不注重文化，長遠是大問題，香港人不應凡事只向錢看，好像西九，政府這樣有錢，自己應該多做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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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做金融以前較為容易，現在太國際化。不過，香港市場有危機也有機會，一日中國的法律、稅務未妥善，香港的地位仍然可以保持。中國幅員這樣大，不止容得下一個上海一個北京，關鍵在香港自己要爭氣。
我覺得窮得沒法生活，去偷去搶也情有可原。有了錢，就不要太自私，應該要回饋社會，不必要賺盡錢財來讓兒女享福。
我有四個仔十個孫，只有一個兒子做金融，就是金銀貿易場理事長李德麟。我覺得行行出狀元處處有商機，只要有耐性肯奮鬥，一定會成功。我14歲做事，今年79歲，65年來有許多機會，是自己錯失了。所以你有機會時，切勿洋洋得意，愈是好景愈要謙虛。愈是地位高愈要待人好。
撰文：陳伯添 攝影：黃賢創
逢周六、日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