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後共產黨佔領上海,我被抓了去坐牢,坐了六個月,罪名是「擾亂金融」,真是冤枉。放監後我馬上走,在50年一個人跑來香港,當時23歲。1950年香港金市熱鬧得不得了,何添也當出市。我來港第三天,就到金市工作,30年後才第一次回上海。那時南來的上海人,一心以為在香港避難兩三個月就會北返,所以把帶來的錢短線投機,結果輸了二千萬。
我從小做金融,14歲拜師,當時要點蠟燭上香,向師傅叩頭,去證券交易所做學徒;17歲滿師,19歲已經做爸爸,自己開金號做生意;現在十幾歲的年輕人,好像甚麼都不懂,我很奇怪。
50年代來港的上海人,多數並不富有,他們喜歡做實業,借錢買機器開工廠,做製衣,做膠花;香港人喜歡買物業收租,絕少肯與我們合作做廠;有些人排擠我們,我自己也曾經被廣東人「蝦」,不讓我報行情落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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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熱愛京劇,很小已開始學唱戲,79年為了籌款在大會堂表演,但是當年做股票買賣要大聲喊叫,壞了嗓子,後來改學拉琴,算起來已經拉了超過30年了。記得初學時,太太和朋友在家打麻雀,她們都投訴:「李和聲你唔好拉啦,牌都打錯咗啦。」我太太本來愛唱時代曲,但我要拉琴,拉琴要人唱曲,她被迫上梁山為我伴唱,後來也愛上了京戲。
最近我請一批來港交流的浙大同學食飯,跟他們談起京劇。我講了一個故事。有位南開大學的教授,有一次到歐洲開會,會後有一晚大夥去飲酒,外地的學者主動跟他談崑曲、京戲,這位教授完全不懂,意大利、法國、德國的學者卻滔滔不絕;他當時真想找個洞鑽進去,回國發憤研究京劇。我告訴同學,他日去外國,多多少少要懂一點京戲。
政府太不注重文化,長遠是大問題,香港人不應凡事只向錢看,好像西九,政府這樣有錢,自己應該多做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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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做金融以前較為容易,現在太國際化。不過,香港市場有危機也有機會,一日中國的法律、稅務未妥善,香港的地位仍然可以保持。中國幅員這樣大,不止容得下一個上海一個北京,關鍵在香港自己要爭氣。
我覺得窮得沒法生活,去偷去搶也情有可原。有了錢,就不要太自私,應該要回饋社會,不必要賺盡錢財來讓兒女享福。
我有四個仔十個孫,只有一個兒子做金融,就是金銀貿易場理事長李德麟。我覺得行行出狀元處處有商機,只要有耐性肯奮鬥,一定會成功。我14歲做事,今年79歲,65年來有許多機會,是自己錯失了。所以你有機會時,切勿洋洋得意,愈是好景愈要謙虛。愈是地位高愈要待人好。
撰文:陳伯添 攝影:黃賢創
逢周六、日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