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壇無論左中右已經對反對銷售稅表述其立場和理由，偏偏官僚要將民間討論標籤成「情緒化」，彷彿只有官僚才會理性，賤民根本沒有資格去辯論政策。撇開當中政治權謀的計算，政府的銷售稅諮詢確實有既定立場，也不是官僚堂而皇之所講的願意了解市民的憂慮。既然特區政府如此鄙視市民，又何必大費周章去進行長達九個月的諮詢？
特區政府在銷售稅諮詢的頭一個月，兵敗如山倒，諷刺地將曾蔭權「強政勵治」和「福為民開」的口號變成笑話，而且反對銷售稅的理由和例證實在俯拾皆是。官僚從來沒有正面回應這些理性實際的考慮，卻自說自話地不斷重複着擴闊稅基的口號，其實不講理的不是市民，只不過是官僚情緒化地將一切反對聲音摒絕，甚至乎以為將反對的輿論抹黑成「情緒化」，便可以站在道德高地上續自把自為。對不起，民間反對銷售稅的X個理由，無論如何都說不上是不理性。
不過既然官僚要見識甚麼是理性討論，我們惟有奉陪到底！
首先，最多市民反對銷售稅的理由是這種稅收帶有累退的性質。換句話說，即是收入和財富越高的家庭，相應在銷售稅上的負擔比例也越低。例如收入僅足以餬口的家庭，銷售稅的負擔比例便差不多等於稅率的百分比；高收入者，消費佔家庭收入也必然低於一般家庭，故銷售稅的負擔比例也定必相對地低。這論述是世界各地多年推行銷售稅後的觀察所得，也可從計量經濟學對消費與收入關係的觀察得到。既然背後的最主要假設也可從反證中得到支持，官僚怎樣也不可以說市民的控訴是訴諸情感吧。
再者，官僚聲稱要以銷售稅來達到穩定政府在經濟衰退時的稅收。不過，事實上社會遇上經濟不景，通常最受打擊的都會是最低技術、低收入的家庭，而且因為銷售稅的累退性質，換言之政府的做法變相等於在艱難時刻要再向最無助的家庭開刀，市民憂慮銷售稅的不公義，也絕非簡單的情緒表現。
對香港公共財政的檢討，不可以單看稅收而不管支出。這是常識，官僚卻視而不見。當政府未能真正做到資源有效運用之前，便不負責任地將開支持續上升的問題歸咎於市民，是官僚的自我保護情緒作祟。政府建制內的官僚必須承認，現在特區政府的資源分配方法，是盲目地不斷向表現遜色的部門投放資源，也等於不斷鼓勵官僚以錯誤的管理方法來處理問題。事實上，這個問題的理論和表述自六十年代開始已經由公共選擇學派（PublicChoice）的先驅如GordonTullock和JamesBuchanan等經濟學家提出，也經歷過近半世紀的不斷反覆論證，為甚麼官僚竟然可以對問題視而不見？官僚又憑甚麼去指控市民不理性？
至於稅基太窄的問題，似乎是官僚的語言把戲，多於真正的討論出發點。究竟稅基怎樣才算「太窄」？官僚所謂的稅基「太窄」，從來都沒有拿世界各地的稅基比例來跟香港的比較。我們大膽向特區政府提出，不如將世界八大工業國的稅基跟香港的總公共收入承擔來比較，實在不難看出其實香港的「稅基」根本不是官僚所講般有問題。在此我們更想向官僚介紹一個叫做ParetoPrinciple的觀察結果。話說19世紀意大利經濟學家VilfredoPareto發覺，約八成意大利收入和財富，掌握在兩成人手上，而其他發達的社會也有同樣的分配現象。原則上，財富在部份人手上，是社會經濟結構穩定的自然模式之一。同樣地這種解說也可以從計量經濟學反證，也可以用古典經濟學的原則推論，更加有實際事例支持。
拜託官僚不要反過來又說我們的論點「太理論」，因為標籤別人的論點對整個討論是沒有幫助的，還請官僚有系統、有理據地逐一推翻我們所提出的原則性問題，以過去數十年世界各地開徵銷售稅後面對的種種問題，之後再說市民詞窮理屈還不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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