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心武 中國大陸作家
文革後期，我在一位比我年長的同事家裏看到一本《日子》，是埃及作家塔哈．胡賽因寫的長篇小說，就問他借，他說拿去看吧，不用還。
書裏的人生無論時空還是悲歡都離我很遠，但我很喜歡那種徐緩從容的敍述調式。正當我斜倚在床鋪上翻閱，忽然從書裏掉出來一張摺叠的紙，我未加考慮便馬上拿起展讀了。那是一封信。是寫給書主的。信是親戚從家鄉寫來。那時人們寫信時常常嵌入革命套話，這封信文字卻亁淨極了。我讀完，心裏馬上亂了。
報紙廣播都沒說
那是一封報喪的信。告訴他們家鄉那一片地方在一月五日深夜發生了特大地震，房屋幾乎都塌光了，壓死了很多人。開列出了與我那同事及愛人有關的一個名單。他們倆都是雲南同一地區的人，所以那名單也就頗長。前面開列的是類似哥嫂姪甥叔姑姨舅那樣的至親，後面則是一些鄰里同窗。最後說還有若干受傷待治療的人，「茲不詳贅」。
那晚，在昏暗的燈光下，我揑着一封別人的信，驚詫莫名。在文革那時，像我這樣的普通的中國人，被一種「革命思維」所訓練，那思維邏輯裏，不要說人禍一定是資本主義社會才有，就是天災，也應該是資本主義國家首當其衝。我們這邊即使偶有天災，也終究是人定勝天，怎麼會死掉那麼多人？而且，報上沒那麼說，廣播裏沒那麼播，那事情就應該是沒有。
散布、傳播報紙上廣播裏沒有的消息，便一定是造謠。造謠不僅可恥而且有罪。再說，革命者應該懂得：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應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就算真的死了那麼多人，這封信竟只是純客觀地報道死訊，寫法也成問題。
不接納國際救援
我本來以為，或許同事會想起來，把那封信夾在了《日子》裏，從而向我問及，但這樣的情況一直沒有發生。我最後把那封信燒掉了。
歲月把我作這件虧心事的負疚感漸漸稀釋。後來我和那位同事都設法調離了有着太多痛苦回憶的學校，失卻了聯絡。
二○○○年一月六日，我偶然在《羊城晚報》上看到一條大字標出的新聞：「當年秘密 今日公開」，內容裏提及：「一九七○年一月五日一時零分三十七秒，一場里氏七點七級的特大地震猝然襲擊了滇中地區七縣，造成一萬五千六百二十一人死亡，經濟損失達二十七億元之巨！由於當時處於『文革』特殊時期，僅由新華社對外發了一條簡短的消息，隻字不提受災情況，而且把震級壓低了。當時，我國政府對國際救災援助採取的是閉關政策，國內援助也主要提倡『精神支援』。因而，地震發生後，災區先後收到全國各地贈送的數十萬冊《毛主席語錄》和數十萬枚毛主席像章，收到慰問信十四點三五萬封……」
禁報道死亡人數
現在對天災的報道相當及時了。但對人禍，如礦難，有的地區的宣傳部門還是限制頗多。一位記者對我說：「他們不讓報道具體的死亡人數。那好辦。我就報道活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