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威望、領導能力、識見及思想深度，中國前國家主席江澤民先生都無法跟第一代、第二代中共領導核心毛澤東先生、鄧小平先生相提並論；不過，中共高層為了搞政治平衡、為了展示新舊領導層順利交替，依然按照前兩代核心的規格及做法為江澤民先生出版文選，彷彿出版了文選就能確立江澤民思想的地位。然而誰都知道，江澤民先生只是個看守型、守成型的領導人，他任內的大部份成績特別是中國經濟迅速增長其實都是鄧小平先生大刀闊斧推動開放改革的結果，跟江先生的關係不大。試想想要不是鄧小平先生在八十年代初放膽放手讓部份人先富起來，要不是鄧小平先生在九十年代初南巡進一步推動改革開放，中國經濟根本不可能取得飛躍的進展。
儘管江澤民文選跟毛選或鄧選不可同日而語，但由於江先生掌政期間正值香港回歸的關鍵時刻，有部份內容還是饒有趣味的；例如他談到九○年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曾透過特使致函中共領導人，希望北京方面同意大幅增加立法局的直選議席，讓香港的民主進程可以加快，而英國則以撤銷八九年六四鎮壓後實施的制裁措施作為回報。不過，江先生認為英國的做法是在「乘人之危，趁火打劫」，故此堅決不肯接受有關建議。
究竟是江先生還是當時仍在幕後掌政的鄧小平先生否決英方的建議仍然有待考證，但江先生把英國要求增加香港直選議席的建議說成是「趁火打劫」不僅不合理，更充份反映他及北京當局才是妨礙香港民主發展的攔路虎。
首先從外交層面來看，英國政府並不是要求中方單方面讓步，更不是向北京施以甚麼政治或外交壓力。英國政府提出的是一個有來有往的交易，是希望以解除對中國的制裁換取香港可以加快民主；對六四後處於外交孤立的中國來說，這樣的條件絕不能說完全沒有吸引力。換言之，英國是拿出有吸引力的條件跟中方作交易、作討價還價，這怎麼能說是「打劫」或是「趁火打劫」呢？
更重要的是，英國政府提出的不僅僅是她自己的想法，更是大部份香港人的想法。事實上在八九年六四鎮壓以後，香港社會湧現了非常強烈的民主訴求，大部份香港市民包括親北京陣營人士、行政立法兩局資深議員以至工商界人士都認同香港政制應該盡快民主化，立法局應該盡快引入更多直選議席，行政立法兩局非官守議員當年就通過了一個政制方案，要求在九一年有一半立法局議席由直選產生，而一些民主派團體更提出盡快讓立法局全面直選。換言之，盡快增加立法局直選議席根本不是甚麼陰謀詭計，根本不是甚麼見不得光的事，而是港人的共識，是港人的普遍訴求，江澤民先生為甚麼要把這樣合理的訴求說成是「趁火打劫」呢？難道讓香港市民盡快當家作主就是「趁火打劫」嗎？
此外，從累積經驗及發展民主來看，若果香港早在九一年就有半數議席由直選產生，並在隨後的幾屆選舉中進一步增加直選議席至超過半數，那香港的立法機關將可以比較順利的按《基本法》的規定邁向全面普選，功能團體便不會成為政制發展的障礙，而政黨及有志從政人士則可以全情投身直選，不用再左顧右盼。很不幸，江澤民先生及北京當局以一句「趁火打劫」否決了增加直選議席的建議，令港人平白喪失了學習及累積選舉經驗的機會，甚至造成了現時政改寸步難行的死結。對香港的民主發展來說，江先生及北京當局不正正是一頭「攔路虎」嗎？
其實，市民最想知道的是江澤民先生為何千挑萬選選擇握着董建華先生的手、選了董建華先生當第一任特首，讓市民吃盡苦頭。只可惜，江選沒有交代這個決定，實在讓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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