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這兩天，忙得不亦樂乎。
書展開始，今年我有八本新書出版，但已無暇為讀者簽名，只出席了倪匡兄的座談會。主辦書展的貿易發展局一早來電，要我做座談會的主席嘉賓。什麼叫主席嘉賓了？不過是掹着車邊，當倪匡兄的陪客，一有冷場，我即刻轉換話題，提醒他可以說別的事。
早到了，走進第七廳。嘩，大得不得了，可以容納兩千人，但只看到零零丁丁的幾個，坐在一角。我們兩人才不管，既來之則安之，跑到休息室，摸出私家酒瓶喝白蘭地。
時間到了，一走出來，會場已擠滿了人，倪匡魅力，擋也擋不住。
會場提供國語翻成粵語的服務，但我取笑倪匡兄說反正思想比語言快，說話不清楚，粵語國語，聽不懂就是聽不懂。倪匡兄大笑，假意舉拳，要擊我腦。
奇蹟出現，他的廣東話，在場觀眾人人都會意，一點問題也沒有。
說了一輪話之後，由觀眾發問，都是些熟讀衞斯理作品的人，問的書名，有些連作者也記不起來了。
我寫過很多關於倪匡兄的文字，但是由觀眾發問的，有不少新的題材，等我有時間再整理一下，另文在《壹週刊》發表，在此不贅。
一個半小時的座談會，很快地結束，輪到作者簽名，那一條長龍，可得再花一個半小時才能收場。
帶來的書，出現了絕版的首印，倪匡兄好像看到老朋友，高興得要死。他親切地簽上名字、日期和替讀者寫了上款，大家都歡天喜地，捧着回家。
完畢後大會請吃飯，座上有《兄弟》與《活着》的作者余華，是個有趣的人物，相談甚歡。
翌日，金庸先生的座談會更是轟動，有些觀眾排隊，還簽不到名，與保安人員大打出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