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會考放榜，考評局都會公布大堆統計數字，多少個狀元探花，0分的考生又有多少個。香港的教育制度，口號就說「求學不是求分數」，不過實質上就是分數先行。
當然，社會上會考失敗事業成功的例子比比皆是，不過對大多數人來說，會考成績是人生的一大門檻，過不了這關，下一步就必然更迂迴難行。再想深一層，會考這一關的意義是甚麼？是為了汰弱留強嗎？究竟這個強弱的準則又是怎樣訂出來？更重要的一個問題是，究竟這樣的教育制度是否適用於今天的香港？
教育制度成功與否，實在難以用一套客觀的準則去釐定驗證。不過現實世界中，卻有很多客觀的限制需要面對。首先，資源有限，所以資源的分配才有先後緩急。同樣重要的是，每個人的價值取向都不一樣，理想和慾望亦不一樣，沒有一個既定的資源分配方法可以令所有人都感到滿足。
事實上，社會上大多數的問題，來去都離不開這兩個最根本的取捨，教育的問題也不例外。香港教育表面上是一個很公平的制度，原則上就是要所有適齡學童都不會因為經濟問題而得不到基礎的教育，這也是對社會公共資源負責的一種態度。不過在實際運作上，教育的資源一樣是有限，免費的教育也只可以有一定的限度，再讀上去學童始終要競爭，而香港教育制度的問題，其實就是出在這個過程的方式和準則。
會考是整個教育制度唯一衡量學習成效的準則。究竟這個準則能否真正反映學生的水平？更重要的問題是會考是否主導了整個教育的方向和內容？教育制度的服務對象是學生，而主觀地從他們的角度看，香港教育制度既未能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也人為地造成大量失敗者的局面，這種情況絕不能說是一種正常的社會狀態。
是投放的資源不夠嗎？曾蔭權與會考生對話，說政府投放在教育的資源不會少，每一百元就有大約二十五元投放於教育上。不過，《蘋果批》必須指出，所有官僚制度都有一個盲點，就是以為有問題解決不了，只要不斷盲目投放更多的資源，困難自然會神奇地迎刃而解。可是官僚從來都不會將問題看成管理的失效，也不會想辦法去改變行事的方式。
所以在政府內裏，愈失敗的部門，就愈容易得到更多的資源，而當失敗的部門得到更多的資源去擴充規模，但又不去改變管理資源的模式，問題也自然愈來愈多。這種惡性循環之下的浪費，也就是為何政府永遠都不能夠將資源做到最有效分配的原因。事實上，官僚跟市場最大的分別，就是前者對問題沒有觸覺，而後者則是為了解決問題而存在。
當然，這不等於所有企業都會無時無刻地想着顧客需要解決的問題，不過在競爭的過程中，愈能夠為顧客解決問題的企業，就愈得到顧客的支持，也自然有更高的盈利，而其他的企業見一個做法有利可圖，自然會仿效學習人家的管理和策略，令到整體市場在解決問題的能力不斷提高。
為甚麼不讓這種良性競爭模式引入教育制度中？成功的辦學機構，自有一套為學生提供理想的學習環境；另一方面，學生各自有不同的理想期望和學習需要，並非每間學校都可以提供相對的課程。若然雙方都有選擇，那自然是最恰當的模式。不過，在長官意志和考評局的壟斷之下，學生只會將學習的重點全盤放在會考，辦學機構也一樣只會將所有心力投放在會考，百花齊放的局面又怎可能出現？所以在學券制等開放教育改革之前，更重要的改革是將考評局壟斷打破，否則換湯不換藥，香港教育仍會是同一個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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