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方去北京給了兩個演講後，打回來電話說：「各有一兩百人去聽，第二次的聽眾似乎比之前的更年輕，從他們的眼神中可以看得出非常誠懇。那個演講系列排在星期六，而我的卻是在星期日，特別加出來的。昨天禮拜六，有人來講『曾國藩。』」
我趕緊追問：「講曾國藩，講什麼呢？這使人感覺有些意外。」我繼續說：「講曾的幾次兵敗？講他的投水自殺？講曾的收復天京後兵勇的姦殺燒搶？這些王闓運早就秉筆直書了。他們還是站在馬克思立場，說曾的人與事？」
她答道：「我不知道。也許是為曾國藩作平反之論罷。」我掛上電話，平靜的想曾國藩其人與其事：我很早就查過，馬克思、屠格涅夫、郭嵩燾三人同歲，都是一八一八年生的。說起來曾國藩比三人還大七歲呢，倒可以說他們是同一個時代的人。
自從元方說起，莎士比亞與塞萬提斯是同一年死的以外，她又給加上一位，說湯顯祖也是死在一六一六年，我好像就養成了一個習慣，把西方人的什麼日子相當於東方人的什麼日子予以比較。那些歷史圖畫常於此相比中因而明晰起來。比如，拿破崙死的那年，陀思退也夫斯基生；而陀氏死的那年，魯迅生。魯迅是生在一八八一年，則是與畢加索同歲了。這是多可笑的聯結法，但圍繞着這些人物的環境立時呈現在我們眼前。
又比如，看了周作人所寫北京大學的卯字號，自然知道陳獨秀、胡適之等都是屬兔的，當然是相差十二歲，分別是一八七九與一八九一。由此而想及愛因斯坦與陳獨秀是同歲，而居禮夫人又比愛因斯坦年長一輪矣。居禮夫人是一八六七生的。且看這些改變歷史的人物竟是一大堆屬兔的。而西方人又哪裏知道他們的屬性！
我們說回曾國藩（1811-1872）等湖南的那一群人：如郭嵩燾（1818-1891）、胡林翼（1821-1861）、左宗棠（1812-1885）、《湘軍志》史家王闓運（1833-1916）以及詩人毛澤東等文武人物，均彪炳一時或風流一代矣。而在同一時代往西看，竟是：
馬克思（1818-1883），恩格斯（1820-1895）等企圖解決工業革命所帶來的問題的，以及上追到問題之源的瓦特（1736-1819）。而瓦特之死與馬克思之生又是只差一年。
曾國藩、郭嵩燾之立言並不下於馬克思及恩格斯的，而立言之外立功、立德，更有足多者。而前者是到了一九一一年崩潰的；後者的實驗是一九八九年解體的，晚了八十年。而淪亡之速則一，這是因為二十世紀的發明發現所產生的影響，豈是十九世紀的人所能夢到，遑論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