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訪談錄》原由北京三聯書店出版。香港牛津大學的繁體字版本是查建英底稿的原貌，既為天地存下一點正氣，也為今天貶得無可再貶的讀書人尊嚴保留了僅存的顏面。這果然是一本大製作，全書近四十五萬字，應邀訪問的十二位「八十年代老人們」全數出現。排名以拼音字母分先後，但即使不作這種安排，為了個人興趣我也會搶先看阿城的。
這篇環繞着「知識結構」和「焦慮」兩個題目的對談幾達五萬字。格式雖然是「閑話閑說」，但通篇看來並無虛言。查建英和阿城年紀相若，也曾是「知青」，因此他們的知識結構，定有不少相通得可以互相呼應的地方。筆名紮西多的查建英跟阿城的對談記錄，是「互動」的成果。
阿城知人論世，法眼通天。話題照顧的層面廣及大千世界，一時令人目不暇給。查建英提到中國經歷了三十年的文化斷層，阿城回應說：「一九四九年後，整個知識結構改變了。你想，連字都變了，變成簡體字。文字的變化，事關重大。一代之後，閱讀古籍成了特殊或者專門的技能，實際上剝奪了閱讀傳統的權利。」
知識結構斷層後，中國文化亦消失了半個世紀，因為保持文化的土壤已經鏟除了。無產階級不產生文化。貧下中農不產生文化。中國文化上還剩下什麼東西？剩下「文化知識」。阿城是這麼說的：「《詩經》、《論語》、《道德》什麼這那的，只能是文化意識的意義。可以清談，做學術，不能安身立命，前人讀它是為了安身立命。」
知識斷層後，道德也跟着脫節。查建英請他談談過度商業化帶來的問題。他說：「商業化？我們根本沒有商業。商業什麼意思？起碼得有健全的信用制度和健全的金融體系才有商業。沒有這個根本不可能有商業，更別說化了。我們現在是搶、是奪。」
阿城就是這麼「法眼」看中國現狀的。有一次陳映真問他怎樣看人民，也就是工人農民。他隨口就說：「我就是人民，我就是農民啊！」陳映真氣得說不出話來。阿城認為我們看「人民問題」不能一廂情願。「弱勢社群」掌握了權力，一樣會欺負別人。中共治國，是不講什麼道家的，因為道家講陰柔。「共和國是集權，陽剛得邪性。」欲知阿城還有什麼說溜了嘴的話，得看訪談錄的全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