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區政府開創「副局長」職位，以「親疏有別」的方針，企圖用開創高薪厚職的方法「培養政治人才」。中國政府對「公務員治港」不盡信任，特區親中派更視公務員為「港英餘孽」的大本營。二○一二年普選的壓力，又因兩名退休女高官的吶喊而增加。曾蔭權未來五年，其中一項任務，就是完成「公務員治港」的過渡使命，為中國信任的政治勢力「培養治港人才」，換言之，曾蔭權要「為親中派作嫁衣裳」，把前「港英」教授公務員的一套管治心法，悉數交出來，傳授給「愛國愛港」一族，讓他們能全盤抄襲前「港英」的一套行政管治技術，配以「第一種忠誠」的一顆紅心，希望把經濟治理好，維港歸心，確保一旦普選，選出來的全是「自己人」，則二○一二年才有普選的希望。
如此策略，「中學為體，英學為用」，不外又是洋務運動的小型翻版。中國和曾特府面臨的問題，是「培養政治人才」。然而甚麼是「政治人才」？為甚麼殖民地時代的香港，特別是戰後，英國人四両撥千斤，由葛量洪到麥理浩，從尤德到彭定康，治理香港，有時如會烹盛宴，有時如清蒸點心，有時龍翻滄海，有時鯉躍淺河，或動或靜，總有不同的政治人才？只一味懷念殖民地時代沒有民主普選的安定繁榮而白流口水，是沒有用的，答案在彭定康的新著《非常政治家》裏。
彭定康的新作，是他交還香港主權、卸任末代港督之職後，回到英國先出掌北愛警務委員會、後派駐歐洲出任外事專員之後的傳記。像古今許多高大的人物，一生的成就能分成幾個時期：彭定康的牛津大學時代，據其自述，受美國政治的啟發甚深，成為「崇美者」（Americaphile），可謂其「美國時期」。大學畢業後加入保守黨，從競選議員到官拜內閣環境部大臣，直到選舉失去議席，可謂其「英倫時期」。奉派香港，與中國角力，把民主自由的價值觀播種斯土，其穿便服「吃蛋撻」的親民作風，一度把一個心靈閉塞的殖民地市民看呆了眼，後來連中國領袖也下煤礦，到平民家裏包餃子而模仿，彭定康的影響力開始在亞洲發芽，治港五年，可謂其「遠東時期」。離開香港，處理歐洲事務，彭定康由一個黨務專家、地方督憲大員，晉身為國際事務的外交家，不但視野恢宏，洞見精闢，而且在今日布殊美國的極右翼國際戰略之中，代表了一股中庸理性的清流，彭定康雖然權位有限，他講的話，許多政要不敢不聽，當前的彭定康，處於繁花照眼、百河滙海的「全球時期」。讀彭定康的新著，很難不驚於作者的博學廣覽。無論家國時運，還是名人軼事，彭定康都喜歡引徵文學、歷史、神學、哲學的典故，不在炫耀，貴在與古人意會神交的一閃會心。
彭定康的新作，對國際的時人和過客，多有尖銳的批評，從舊上司戴卓爾夫人到當今首相貝理雅，但批評筆觸，力之所至，點擊精闢，正因為徵引的典故深博，令人口服心折，無話可說。例如他解釋英國的前途，為何難避入歐的景運。批駁戴卓爾夫人的「英國歐洲一體化必損英國主權論」，細論西方國際政治名詞的所謂「主權」定義，就絲絲入扣，條條着道，比起中國式的學舌曲解、強詞奪理的流氓風格的詭辯，實有天淵之別。
一個國際級的政治家是怎樣誕生的？答案在彭定康前半部：牛津「美國時期」和保守黨「英倫時期」。一九六二年，彭定康入讀牛津貝利奧學院，這是當時的英國首相麥美倫的母校。彭定康受麥美倫政治的啟蒙，又適逢甘迺迪的古巴飛彈危機和暗殺，彭定康憶述：「我崇拜麥美倫，但對於保守黨選出霍姆為領袖（註：後任英國外相，一九七二年訪問大陸，推動英中建立正式邦交）感到可笑，對於威爾遜現代化的外表甚為傾倒」。然後彭定康得到了美國波士頓一個富豪古勵治贈出的遊學獎金，去美國遊學一年：「我想，這類獎學金的目的不止是拓闊我們的視野，而是為培養新一代親美者的投資，對於許多人，包括我自己，這個目的達到了」，彭定康在美國享盡特權：坐郵船渡大西洋，一上岸就得到一千美元旅行支票零用錢的餽贈，接受古勵治邀請到他的豪宅作客，然後到加州、阿拉巴馬、新奧爾良，最後，彭定康得到古勵治賞識，叫他留下來，協助共和黨為競選籌款，並指派一位管轄紐約城市歌劇團的德州律師成為彭定康的「貼身師傅」，彭定康說，這位叫舒雲的律師，「把一種叫政治的病毒感染給我，令我畢生無法在血液中戒掉」。
彭定康「美國時期」的自述，揭示了一個政治人才的配方：一、美國對全球的「和平演變」，不止針對敵對的獨裁國家，連英國的下一代也不放過；二、但只要本人自少有學養和獨立的思考能力，彭定康不會成為美國的「走狗」，在彭定康派駐歐洲的「全球時期」，極力反對布殊進軍伊拉克，反對共和黨的美國的軍事外交政策。第三、英美雖然暗中勾心鬥角，正如彭定康在書中指出，美國不斷向愛爾蘭獨立勢力提供資助，間接武裝了愛爾蘭共和軍，對英國利益構成巨大的危害，但英美對自由、民主、人權的核心價值都密切認同，彭定康這一類政治人才，西方英美文化版圖之內的產物，與中國宮廷和儒家文化絕緣。
特區政府想培養政治人才，其困局是無法確認香港到底是一個「國際都市」，還是中國主權下的一個中國沿海的大城市。香港如果自認「面向國際」，則從政人才必須走「彭定康模式」的通識國際之路：博讀群書、擁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和人格、接受民主選舉的洗禮挑戰、遊走於歐美和全球一體化的潮流。
然而，中國政府絕對不容許香港出現這類人才，因為中國恐懼美國在尋找代理人，推動「顏色革命」。因此，特區可以「培養」的「政治人才」必須是中國宮廷主奴模式：不必讀書進修、不可以獨立思考、對中國最高權力的指令必須服從執行，只須建立最高權力的人脈信任，出席京港兩地的酒會飯局，多進點馬場、打幾場高爾夫、對紅酒知識別有見地。服從「中國政治口腔飲食一體化」的高檔消費潮流。
兩種「人才」，中西有別，如實指出哪一種優越是真人才；哪一種低劣，出的是奴才，難免又不慎傷害了一些人極為脆弱的「民族感情」，不如由讀者自己發揮獨立思考自行判斷。但是，特區政府有自行選擇培訓哪一種「人才」的權利與自由，偏偏《基本法》又認同「最終實現普選」，而民主普選，非常不幸，又是以甘迺迪、麥美倫、彭定康為代表的英美核心價值中的核心，玩這一套遊戲，只有甘迺迪、麥美倫、彭定康一類的人才得勝，受國民的讚賞認同；一味只向皇帝宮廷盡忠說yes，同時又可以得到民意長久的認同，在真正的國際城市如倫敦、紐約所在的國家，三百年來從未有過，不論香港在哪一年普選，或許香港目前和將來的特首，天資聰慧過人，可以在全世界開創先例，令堅持「經濟發展必須開導民主」的彭定康之流開開眼界，啞口無言，亦未可知。
然而在這一天來臨之前，恐怕彭定康每一次來到華人社會，不但會被香港人視為「蛋撻偶像」，連中國政府也默默向他不斷偷師，二○○二年，彭定康訪問北京，應邀在中共中央黨校演說，中方官員點題要求彭定康講一些「後意識形態時期」（Post-ideologicalage）的政治心得。彭定康馬上想到的是今日貝理雅政府背叛了工黨社會主義的信仰真空和「拿來主義」的經濟和外交路線，而中國有興趣的是共產主義的信仰崩潰之後，中國舉國追求金錢物質，盲目「發展」的道德真空的危機。中國政府意識危機所在，想向彭定康「取經」，彭定康對中國講地球一體化的大趨勢，在提問時間，中國官員第一條問題，是政府加強開放，怎樣能遏止貪污和非法洗錢的活動。
然而，「取經」容易，換一副腦筋很難。佛教大舉傳入中國，不僅是玄奘當年向印度取了經，而且回國後被奉為上賓，唐太宗胸襟開放，佛教融入中國，儒、佛、道成為中國文化的「三原色」。自從東漢之後，佛教一度也備受迫害，三武滅佛、火燒少林，正如中國在一九九七年前以「千古罪人」、「婊子」、「毒蛇」一類市井詞彙「百批彭定康」，然而佛教最終都為迂腐的儒家文化平添春色。彭定康每次訪問香港，固然是「春風又綠江南岸」，引起許多中國政敵咬牙切齒的妒恨，但對於中國人，彭定康的「遠東時期」將證明對中國的前途有潛隱深遠的影響，雖然這個時期，正如之於莎士比亞的「歷史劇時期」（HistoryPlays），比起四大悲劇的神聖境界，尚非高峯所在。一個真正的國際城市如倫敦，出產的真正政治人才如彭定康，始終是一個文化ＤＮＡ的結構問題，羨慕不了，模仿不來，詛咒不辱其心志，嫉妒亦無礙其上位，因為他身在的西半球，畢竟是魚龍共翔的滄海，而不是泥鰍翻騰的死水淺灘，此一景觀，「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在人類歷史的大場景裏，不過是一幅過客倥偬的小小的插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