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前我在香港美國出版機構做事期間認識劉紹銘。劉紹銘和李歐梵那幾年在香港中文大學教書，課餘進城常來出版社找戴天，或談譯書瑣事，或喝一頓午茶，李歐梵翩然倜儻，劉紹銘岸然神傷，襯起玻璃窗外花園道上蓊鬱樹蔭的綠影，他們跟常來我們辦公室的幾位老派南來文人確是不很一樣的風景：南來文人笑談中遮不住劫後故國山河的幾許皺紋，而李歐梵的灑脫和劉紹銘的沉潛畢竟滲出了一些留美歲月浸回來的超逸，一個走過那麼debonair的春雨，一個熬盡那麼stoical的冬夜。
人是這樣，文章自也不能不這樣。讀南來文人的著述譯作我恆常感嘆他們筆底的荒漠烽煙和殘紅頹垣，一股國族恩仇的牽掛幾乎讓人蕭然意識到江河後浪的虛弱，我們在台灣受過教育的人對那樣的氛圍其實並不陌生。如果說劉紹銘李歐梵的筆下也帶着那幾分歷史悲情，那是更廣義的歷史也是更異鄉的悲情了。我最為慶幸的是他們儘管當了半輩子的教授，入世的赤誠竟然隨着他們的老成而變得更濃。讀李歐梵的文章我讀的是他清新不羈的識見；讀劉紹銘的文章我讀的倒是他帶點溫情的憤世和帶點孤僻的學養了。
上星期我在〈倫敦書坊記事〉裏提了一下荷蘭那位漢學家為Leonora譯解「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的事。一位陳先生寄來短簡問我那位漢學家英譯之優劣。我說不上；我只記得他隨口譯了出來意思沒有錯。要考究，劉紹銘新書《文字的再生》裏那篇〈葬花詞兩種英譯〉的譯文才最值得觀摩。一種是DavidHawkes譯的"CanIthattheseflowers'obsequiesattend./Divinehowsoonorlatemylifewillend'"；一種是王際真譯的"Nowthatyouaredeadandgone/Iamheretoburyyou./Iwonderwhenthedaywillcome/whenItooshalldie?"。
吃過十幾年翻譯飯我終於不敢再做翻譯也不敢再議論翻譯了。新聞電訊翻譯關心的是傳遞資訊的功能而已，經史子集古今小說的翻譯追求的才是兩種文化的溝通技巧和傳意藝術，牽涉了學和術和情和理，不經過數十寒暑的浸淫沒有資格置啄。王際真的譯文我只讀過《ContemporaryChineseStories》，那也許遠遠不如他的《TraditionalChineseTales》那樣見樹見林。霍克思學問好名氣大，他的英譯《石頭記》我一度當教材那麼啃過，教我眼界大開者無頁無之，教我半信半疑者也有一些。王氏霍氏〈葬花詞〉英譯孰高孰低劉紹銘文章裏輕輕點一點立時明若觀火，但願陳先生用心揣摩，虛心掂量，得心而後應手。
都六十開外的人了，我和劉紹銘偶然聊起文字生生死死之苦免不了都有張愛玲心中「鬱鬱蒼蒼的身世之感」：不是自傷，不是自憐，是「看明白之後，也只有哀矜」的甦醒。劉教授那本《文字還能感人的時代》出版到現在我常常想寫一點讀後感懷而遲遲下不了筆，彷彿深切思念遠去的故人卻又不忍心寫成白紙黑字，生怕那個人和那個時代從此真的不回來了。這個書名實在牽動了我這一代人太多太多的心絃。
當然，感人的時代背後，文字難免還引發着一些不那麼感人的小枝小節。六十年代初來香港那幾年我跟好幾位南來文人都有些忘年的交往，他們寫的書我也都用心拜讀了，在我稚嫩的閱讀經驗裏，他們的每一本書都給我帶來過不同的啟示：他們的遭遇開拓了他們的視野。可是，從他們的言談之中我竟然經常聽到他們彼此之間的一些微妙的齟齬。有一天，一位心胸寬厚的著名作家告訴我說，文人相輕的現象只能當儒林小說去消遣，比如《圍城》，比如《CakesandAle》：「毛姆瞧不起AlroyKear，說Icouldthinkofnooneamongmycontemporarieswhohadachievedsoconsiderableapositiononsolittletalent.」名作家說。「那是他命好啊，怨誰？」
我從此信命。信了命終於學會把濃濃的世味看成淡淡的清水，像劉紹銘對着這池清水悠然靜觀書裏書外的大千世界那樣。他在〈霍譯《石頭記》商榷〉裏說霍克思把甄士隱稱呼賈雨村的「賈兄」譯為"dearboy"是誤解他們兩人的關係，破了他們如水的淡交。那偏巧是我在譯本裏打過紅槓的疑點，劉紹銘一語替我釋了疑。幸虧我向來尊稱他「劉公」而沒有脫口叫過他一聲"dearbo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