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八十年代訪談錄》，免不了想起十多二十年前的自己。那些久遠的龍鬚糖和薑花，那些不厭其煩日穿夜穿的黑衣服，那些漂亮的明信片，那些收明信片的人，真是不想猶自可，一發不可收拾。大氣候轟烈，但是個人活得糊塗，沒有什麼值得表揚，意識也低。那是我的香港求生記，從以鬆弛見稱的三藩市巴巴跑到這麼一個豺狼虎豹張牙舞爪的都會，還貿然闖進門前高懸「市政局」橫匾的機構簽賣身契，頭破血流不在話下，得以全身以退，只怕應該到各種宗教的廟宇一一劏雞還神。
更勇氣可嘉的是踴躍投稿，在未曾商業化的號外、地下組織色彩的進念會員通訊、同仁雜誌電影雙周刊，大無畏寫當時無人問津的粵語殘片和尚未正名的「異色影片」──前者被歸劃為懷舊類，後者只得一個小明雄敢碰，但他搞的是起義，我只對老牌女星起痰。題材冷門，加上個人才華的限制和策略的欠缺，還有不願意吃社交飯，當然一籌莫展──以致成為唯一在信報長期慣常打躉而從未被考慮開專欄的作者，沒有神主牌的遊魂野鬼。
最掃興是後來終於有點摸到時代脈搏，以為明天會更好，忽然來個幕急下，一切戛然而止。反高潮的力量因為是破壞性的，特別教人難忘，而集體記憶中八十年代甜美的音樂，無論是振奮人心的自由行進曲，還是污染精神的靡靡之音，不幸殊途同歸，都以血淋淋的休止符作結。北島的說法：「八十年代是在如此悲壯輝煌之中落幕的……」阿城的觀察：「要從政治上說呢，我是比較清楚地感覺到，八十年代是一個想要彌補信用的年代，但到八十年代末仍沒有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