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中國只有搖滾樂現象，根本沒有搖滾樂文化」，這是頂尖音樂人崔健的感慨。「中國作協是部一級的單位，往下可以類推，省的，市的，都是利益集團裏的，所以中國哪有文壇？只有官場」，這是一流作家阿城的喟嘆。「作為文化的中國，其實已經滅亡了」，發話的是藝術批評家栗憲庭。「要是一群人整天琢磨怎麼得獎怎麼掙錢怎麼穿名牌兒，那叫精英嗎？那叫窮瘋了」，左手玩音樂右手寫文章的劉索拉狠批。
有些話只能由他們自己說，外人置喙一來肯定沒有過來人深刻，還會有被誣告當着大庭廣眾啃酸葡萄的危險。而且一般香港人對文化的概念本來模糊──不是一直在沙漠打滾嗎，從來沒有見識過綠洲，最多遠眺海市蜃樓，騎駱駝只是逼於環境的權宜，沒有什麼心得可言。小島相對自由開放，政治尚算平穩，怎麼仍然那麼令人氣餒？巡迴到霉霉爛爛的百老匯歌舞被捧為上等人晒今季時裝的文化活動，電影節經理天天愁眉苦臉為下一屆開支奔波，桂冠詩人名叫林夕，芭蕾演出連行內人也稱為show，而那個一年一度高高舉着藝術招牌賣狗肉的盛會，我多年前已經好意勸喻他們更名為娛樂節。
更難堪的是沒有人覺得氣候有問題，視水深火熱為正常現象，把易請難送的冰河時期當作闔府統請的冰上假期。某程度上《八十年代訪談錄》是面鏡子，我特別玩味劉索拉這番肺腑之言：「如果一個社會沒有豐富的文化底蘊，就只剩下了在藝術上論輸贏，玩兒招術，在意誰比誰強等等這些低級情趣。這是整個中國多年來的民眾教育問題。當兵就想當拿破崙，玩兒體育就得參加奧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