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盃的「施丹風暴」，正在繼續發酵。紅牌把施丹逐出場的決定廣受質疑，阿根廷裔球證並未目睹施丹以光頭怒頂意大利的馬特拉斯，把施丹逐出場，即為非法。法國國家隊據此上訴國際足協，官司打下去，總決賽可能擇日重賽，如此則開創了世界盃的新紀錄。
施丹說，對手在耳邊辱罵他的母親和姐姐，盛怒之下，不得不暴力還擊。施丹對犯規「道歉」，但絕不後悔，一夕之間，成為世界英雄。施丹的悲劇性格，有點像莎劇《奧賽羅》裏的黑將軍，劇中的奸角伊阿高，在奧賽羅的耳邊說他老婆的壞話。施丹與奧賽羅都是同鄉，屬於北非的摩爾人，施丹拚死也要報復，歐美的知識分子和中產階級逐漸明白，施丹在法國隊的貢獻，正如奧賽羅的纍纍戰功，成為種族主義的一場困局。
「施丹問題」令法國舉國困擾。今年世界盃，法國球迷擁法國隊的熱情大減，不能否認，右翼領袖勒龐的一番種族主義言論，加上去年底巴黎的阿拉伯裔新移民的大暴動，令法國人對國民身份的認同大表疑惑。法國人把國家隊嘲為「三B隊」，意指「黑人、白人、阿拉伯佬」（Black,Blanc,Beur）的雜牌軍，與紅、白、藍的法國三色國旗殊不協調。一九九八年，法國贏得世界盃，其時總統希拉克民望高隆，今日希拉克民望低落，在法國選民心中已貶降為小丑。自從戴高樂以來，法國選民需要一位慈父般的大總統，戴高樂之後，僅米特蘭一人可令此威，能當斯任。如果米特蘭今日當政，必無種族暴亂，法國的世界盃決賽也大概不會出現施丹風暴。
施丹心情不痛快，因為法國的社會氣氛詭異。「種族和諧」一場夢幻，阿拉伯族裔拒絕融入法國主流社會，偏偏法國國家隊卻又要依靠少數族裔爭面子。施丹與教練杜明尼治不和，明眼人即知此中必涉及種族偏見之爭。對意大利一役，施丹拚盡了命，教練並不體恤，施丹最後罰出場，教練竟在場邊幸災樂禍鼓掌，面露欣喜之色。希拉克是一個滑頭政客，當然看出其中毛病，事後高調邀請施丹赴家宴，想憑藉與施丹的亮相修補種族關係，也為自己抬高民望，但冰凍三尺，要解開法國少數民族的仇怨，豈能憑一場政治騷之簡單。
因為法國雖然是歐洲最開明、平等、寬容的國家之一，法國人全心全意信奉人權和自由，在文化壁壘森嚴的歐洲，法國已經是外國移民的小天堂；但法國的社會主義勢力雖然強大，右翼思潮的影響也不可低估。
施丹來自馬賽的一個阿爾及利亞貧民家庭，阿爾及利亞與法國本來就有一段歷史恩怨。拿破崙遠征北非，十九世紀三十年代，阿爾及利亞成為法國殖民地，法國在阿爾及利亞鐵腕統治，當地阿拉伯人並無政治權利。一九一九年，法國在阿爾及利亞批准了一批通曉法國文化的阿拉伯人加入法國籍，享有選舉權，條件是先退出伊斯蘭教。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法國投降納粹，阿爾及利亞受法國的貝當傀儡政府管治，流亡的戴高樂又在阿爾及利亞組織反納粹游擊隊，得到阿爾及利亞平民掩護支持。戴高樂答應，將來打了勝仗，法國一定報恩，為殖民主義管治懺悔，准許阿爾及利亞民族獨立。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戴高樂歸政，實踐諾言，讓阿爾及利亞先自治、後獨立。法國戰後百廢待興，戴高樂想學美國的總統制，盡快在法國建立個人的強勢管治，推行一連串的改革和建設，豈知受國內民意反對，戴高樂只當了十個星期總統，法國的「第三共和」垮台，全國另行公投新憲，第四共和成立，右翼軍人干政，對阿爾及利亞不但推翻前諾，而且對越南和印支半島的民族獨立運動也武力解決。然而時不我與，法國第四共和政府在越南大敗於奠邊府，阿爾及利亞人組織游擊隊與法國殖民政府血戰。世界著名的紀錄片《阿爾及爾之戰》即為此時的歷史見證，由於拍攝逼真，主題極盡煽動之能事，在香港殖民地時代，政府一直列為禁片。
施丹生而為阿爾及利亞人，歸化法籍，血液中已經負載着難以承受的淒怨，出生成長於黃賭毒盛行的罪惡之城馬賽，在《基度山恩仇記》的巨影之下，遙望其族裔的祖國，又豈能不心潮逐浪、意氣寧平。施丹的憤怒，是法國為殖民主義的歷史尚未償贖的一筆未了之債；施丹的風暴，滙聚了法國戰後六十年的心影情仇。施丹的這一記頭槌頂得好，就像李小龍在《精武門》裏的世紀三腳，壓抑的怒火，人性的尊嚴，在一瞬間迸薄如出，如獅吼，如海嘯，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大丈夫當如是，仁勇的施丹亦當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