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詒和，章伯鈞的女兒，一九四二年生，安徽桐城（今樅陽）人，現為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研究員。著有《最後的貴族》（內地版《往事並不如煙》）、《一陣風，留下了千古絕唱》等，新著《伶人往事》由明報出版社出版。
我第一次聽京戲不是在劇場，是在楊虎家中。這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一天上午，父親對我說：「今天爸爸、媽媽帶你去楊嘯天（楊虎字）家吃飯。」
楊家離我家不遠，也是一座四合院。那天去的客人挺多，主人也高興，拿出齊白石的兩幅新作請大家鑒賞。飯後回到客廳，重新上茶。我端着玻璃茶杯瞧，先前的茶水是綠的，怎麼又換成紅色的了？待客人坐定，楊虎笑瞇瞇地說：「現今小女在學梅派，想獻上一段……」沒等說完，大家就鼓起掌來。
楊虎的小女兒一身布衣，清秀標致：身後是她的琴師，穿着長衫。只見楊家小女兒鞠躬之後，就雙膝跪地。我對媽媽說：「京戲怎麼是跪着唱呢？」母親湊在我耳邊，悄聲道：「她演的是一個在公堂受審的女囚，當然要跪下了。」後來我才知道，這戲名叫《三堂會審》，她扮演的角色叫蘇三。只要是京劇旦角，都會唱這一齣。回到家中，我宣布：自己也要學兩段京戲！可母親告訴我，楊虎的小女兒每次學戲，繼母都坐在旁邊，一刻不離。錯了，就呵斥：再錯，就擰嘴，能擰到出血。於是，我不嚷嚷着「學兩段」了。後來，我從事戲曲文學理論的專業學習，幾乎是天天看戲了。我驚歎伶人的高超和聰穎──居然能用形式感、程式性極強的歌咏、表情、身姿和手勢，道出人類靈魂中的一切深淺不同的歡樂、憂愁、憤恨、哀傷、痛苦和惆悵來。
1957年以後，父母都劃為右派。人情冷暖、世態炎涼一時嘗盡，這時伶人的溫厚謙和，能讓你的內心在瞬間顫慄卻又難以名狀。而受牽連的葉盛蘭、葉盛長、李萬春、奚嘯伯等人在1957年以後的不幸遭遇，更令父母內心充滿自責和歉疚。
再後來，就是在川劇團被管制的日子了。受辱多年，多年受辱的同時也使自己有機會接觸到藝人生活的深處和底部。高貴與卑賤、義氣與世故的融合，萬丈光焰與灰暗慘淡的交替，台上表演與台下做派的錯位，令人驚愕不已。剛剛還精神抖擻地扮演一身正氣、渾身是膽的英雄，下場就鑽進單人化裝間給自己扎「杜冷丁」。「文革」中我被兩個武生強按住，用剪刀在頭上亂剪亂戳，身邊的一個擅長演粉戲老藝人（男旦）死死盯着我，那曾經風情萬種的眼神裏流露出恐懼和憐憫……總之，人間最美的，人性中最醜的，都聚集於此。而且生活形態的東西比藝術作品生動多了，也深刻多了。伶人扮演的角色都是藝術典型，其實最典型不過的就是他們自己。你想忘掉他們，都不可能。去年，我重返四川省川劇團，進門就打聽那個男旦。
答：他早死了。
我問：「死在了哪兒？」
「就死在劇團辦公樓的過道。」頓時，一片寂靜。
「他埋在哪裏呢？」我又問。
答：不知道。
伶人帶着他們的往事是在不知不覺中消失的，只是不知消失於何時何處？真的不知消失於何時何處嗎？
我又想：楊虎的小女兒如果還在，她一定也不再跪唱《玉堂春》。
2006年7月12日於北京守愚齋
《伶人往事──寫給不看戲的人看》自序
我在劇團被管制多年，喪失人身自由的日子也是從劇團開始，可算得嚐遍酸甜苦辣。然而，舞台和藝人始終是吸引我的，這吸引力還很強烈：看了電影《霸王別姬》，自己就想去編個「姬別霸王」；讀了小說《青衣》，也想去學着寫個中篇。連題目都想好了，叫「男旦」。
過去看戲是享受，是歡樂。而這些自以為享受過的歡樂，現已不復存在。如今所有的文化都是消費，一方面是生活走向審美；另一方面是藝術消亡。當然，我們的舞台仍有演出，演新戲，演老戲或老戲新演，但大多是期待而去，失望而歸。中國文化傳統與革新之間的斷裂，在戲曲舞台和藝人命運的身上是看得再清楚不過了。別說是京劇、昆曲，我以為自上個世紀以來，整個文化是愈來愈迷失了方向。數千年積澱而成、且從未受到根本性質疑的中國文明，在後五十年的持續批判與否定中日趨毀損。去年，北京編演了一齣有關梅蘭芳生平的新戲，僅看電視轉播，便驚駭萬狀。去聖已遠，寶變為石。晚清人士面對華夏文明即將崩塌之際，曾發出的「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驚呼，何以如此悲絕？或許正如台灣學者（王德威）所言：「他們已經明白『現代』所帶來的衝擊是如此摧枯拉朽，遠甚於改朝換代的後果。這也間接解釋何以民國肇造，有識之士儘管承認勢之所趨卻難掩一股強烈的失落感覺。他們在民主維新的風潮之後，看到一片龐大的文化、精神廢墟。『憑弔』成為時代的氛圍。」如此看來，京劇《梅蘭芳》的演出也許是成功的，倒是個人的觀劇心理出了問題。
文化上何者為優，何者為劣，早已不堪聞問。在主流意識形態的操控下，誰都難以成為獨立蒼茫的梅蘭芳。從老宅、年畫到京劇、皮影，任何對民間文化藝術的振興、弘揚似乎都是一種憧憬或空談。東西方文化相遇，某些方面可以交融、互補，而某些方面則完全是對立、衝突。幾個回合下來，博大精深的傳統藝術，正以令人炫目的方式走向衰微。其從業者只能在背棄與承續、遺忘與記憶之間尋求折中之策、苟且之法。這大概也算得是文化現代性之兩難的生動顯現。那麼，我們還能做甚麼？還有甚麼可做？恐怕有朝一日，中國舞台真的成了「《長坂坡》裏沒有趙子龍，《空城計》裏沒有諸葛亮。」當然，繼承傳統文化的難題也非中國所獨有。
藝人，是奇特的一群，在創造燦爛的同時，也陷入卑賤。他們的種種表情和眼神都是與時代遭遇的直接反應。時代的潮汐、政治的清濁，將其托起或吞沒。但有一種專屬於他們的姿態與精神，保持並貫通始終。伶人身懷絕技，頭頂星辰，去踐履粉墨一生的意義和使命。春夏秋冬，周而復始。僅此一點，就令人動容。這書是記錄性的，是寫給不看戲的人看，故着墨之處在於人，而非藝。知道的，就寫；知道多點，就多寫點。即所謂「有話則長，無話則短」。正因為奇特，他們也就有可能成為審視二十世紀中國式人生的一個觀察點。書中的敍述與詮釋，一方面是為我的情感所左右，另一方面也是我所接觸材料使然。某種程度的偏見是有的。我喜歡偏見，以抗拒「認同」，可怕的「認同」。
書名就叫《伶人往事》吧。和耀眼的舞台相比，這書不過是一束微光，黯淡幽渺。每晚於燈下憶及藝人舊事，手起筆落間似有餘韻未盡的悵然。它和窗外的夜色一樣，揮之不去。
有人說：你寫的東西，怎麼老是「往事，往事」的？是呀，人老了，腦子裏只剩下「往事」。歷史，故事矣。故事，歷史矣。我們現在講過去的故事，要不了多久，後人也會把我們當作故事來講述。恍然憶及從前逛陶然亭公園的情景。初春的風送來胡琴聲，接着，是一個漢子的歌吟：「終日借酒消愁悶，半世悠悠困風塵……」我聽得耳熱，他唱得悲涼。 2005年11月於北京守愚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