龐信說，為樂團籌募每年1,100萬元的經費是不容易的，今年籌款數目仍差50萬。他希望政府帶頭推動商界捐款。
撰文：冼麗婷
攝影：馬泉崇
音樂可以與政治扯上關係，也可以超越政治。貝多芬當年創作《第三交響樂》獻給反對封建制度的拿破崙，想不到後來拿破崙稱皇，偉大的音樂家憤怒地劃去樂譜上一代梟雄的名字。俄羅斯作曲家DmitriShostakovich（1906－1975）的樂章也曾被當年蘇聯政權批判及禁用，現在，他的音樂在世界每一個角落流傳。
當代國際複雜政治環境中，亞洲青年管弦樂團正努力證明音樂無國界。早年中國與越南關係緊張，我的越南團員一樣可以到中國演奏；年前中日關係惡化，我們中國與日本團員始終是和諧的音樂演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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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眼中，音樂令人優雅也令人流淚。早在83年，我以一個美國佬身份到上海音樂學院教授指揮課程，好不容易在「單車城巿」生活了幾年。87年我與著名小提琴家YehudiMenuhin在香港創立亞洲青年管弦樂團，他是文革以後最早訪問中國的音樂家之一。89年發生六四事件之後，他曾公開表示，若到訪中國意味與「天安門屠夫」握手，他將永遠不會再到中國。
我在《PlayingforPeace》文章中，提及Menuhin十多年前封塵往事，但主旨是要說明音樂家熱愛和平。Menuhin已經去世，他無法回答的六四問題今天落到我身上。夥伴當年的激昂說話，代表了他的個人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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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六四當天，我身處上海，在音樂學院綵排時候，從打開的門看到街外走過一群一群靜默的示威群眾。是悲傷所以靜默嗎？我不知道。作為一個外國人，我無法解釋一向比較喜歡熱鬧的中國人這一種上街現象。
當年我曾為Menuhin沒有事先知會作出公開聲明而感到憤怒。為何憤怒？倒不如我這樣回答，有些時候，我們對丈夫男友甚或父母講了些過了頭的說話，總希望永遠沒有說過。六四以後，人會變，人的看法、意見會變，很多時候對立兩方都在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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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作為一個亞洲樂團的藝術總監，總要學懂一點外交手腕，總希望樂團不論到訪北京、東京、新加坡都受到歡迎。我認為，基於一些原因，個人感覺未必需要經常表露。
也有人問，為何要我這個美國人去領導一個亞洲樂團？我想，我不是日本人、不是新加坡人……應該比較中立。多年來我參與挑選不同地方年輕音樂家參與亞洲巡迴演出，在不同地域，我看到不同音樂個性：日本人永遠一本正經、一絲不苟；韓國人外表文靜，演奏起來卻會迸發火花；香港人也很認真，但沒有韓國人心中那一團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