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們從倫敦坐火車到Huntingdon去看英國友人戴立克的童年故居。亨廷頓離劍橋似乎不遠，戴立克說他讀劍橋那幾年經常躲在那幢老房子裏看書畫畫睡懶覺。房子不大，地腳上嵌滿一塊塊灰色大石頭，襯起粉白的外牆和鐵灰的門窗顯得又古秀又端莊，前院那幾株酸橙、白樺、古柏蒼蒼老了，後園蘋果、蜜桃、青梨加上幾畦草莓蓊蓊鬱鬱倒透着野趣。是初夏五月，太陽一下山樓上樓下冷風蕭蕭竟是仲秋況味：「兩百多年的老宅子沒有一點陰森的鬼氣多殺風景！」戴立克說。
我們談起傳記作家DavidGarnett早年住在那附近的HiltonHall，小說家H.E.Bates就在幾公里外的Rushden，他們成了好朋友：一起動手移植一株酸橙樹成了好朋友。那年年初，舊書商朋友JamesWilson剛廉價給我找到貝茨的《ThePurplePlain》和《TheJacarandaTree》簽名初版本，隱約記得貝茨先人是世代的鞋匠，他們家至今還留着一座給JohnChurchillMarlborough將軍的騎兵做鞋的鞋楦。這位將軍在十八世紀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中統率英荷聯軍打敗法王路易十四，號稱1stDukeofMarlborough。鞋楦英文叫last，加尼特說貝茨一生安份守己，正是諺語說的"theshoemakershouldsticktohislast"。難怪他的書都寫得平穩，稍嫌不夠亮堂。
我和Leonora和Tobias那天跟大伙吃過傍晚茶點搭火車先回倫敦了。我們都不願意在人家家裏過夜，跟我們不願意借書給人家看更不願意借人家的書看一樣。看借來的書像睡人家的床，生疏不說，肌膚感覺不踏實最難受；在圖書館查書抄書只算是坐在人家的床緣上不鑽進人家的被窩裏。奇怪的是我們都喜歡住旅館：旅館人人入住，洗過的被窩難逃睡過的往迹；最大的慰藉也許是旅館不是人家的家：旅館沒有主人，誰都不必應酬誰。孤癖相同，怪譎相同，我們成了非常投契的朋友，幾十年難得一見心底裏始終不離不棄。
火車上，Leonora翻出戴立克畫的幾幅水彩小畫，畫他故居的前院後園，畫草莓畫青梨。我們都喜歡他的水彩畫，水的收放很嚴謹，彩的控制也到家，寫生功力深厚，章法恪守傳統，畫面於是散發久違的嫻麗丰姿。Leonora說有一位畫商想要幾套英國田園景色水彩畫，她急着向他推薦戴立克的作品：「聽說紐約有一位年輕企業家專收新一代畫家畫的傳統風格作品，」她說。「戴立克的才華不可以埋沒！」我一向敬重Leonora這份常青的熱心，愛得分明，恨得分明，朋友的事永遠是她的事：我和托比跟她一比真是過份世故了。
戴立克從來不談他的畫。毛姆有一篇寫Positano的短篇小說〈TheWash-tub〉，他說二十世紀初葉每年冬天這個意大利南部山城的旅館都住滿了畫家，每一位畫家都深信自己彩筆下的Positano最偉大：有的說"atalleventsit'ssincere"；有的說"yousee,whatIwastryingtobringoutwasmypersonality"；有的說"Ithinkit'sratherme,don'tyou?"；老練的畫家畫得最好也最沉默，只說了一句"that'showIseeit!"。我想起戴立克。他在劍橋學會了中文，七十年代埋頭研究中國唐宋和明清的花卉古畫，八十年代用心研究書籍裝幀，九十年代迷上中國的雕漆藝術，工餘在英國和歐洲各地搜羅了好幾件稀世的宋元明清漆器，還用木刻技術創作過一組剔紅雕漆變奏系列，聽說給法國一位收藏家購藏了。
那天戴立克在那幢老宅子的二樓書房裏悄悄給我看陳師曾、于非闇、金北樓和唐雲的幾幅畫，都是清雅的小品，文人氣息濃得很。七十年代中期逛倫敦古畫古董店還經常會碰到一些中國畫家的作品，真迹居多，價錢不貴，我猜他那陣子點點滴滴撿了不少他心儀的小玩意兒。有一次，他在曼徹斯特一位老殖民地小吏家裏弄到幾幅虛谷和尚的斗方，深夜給我打電話興奮了半個小時。唐雲的字和畫很像虛谷：「唐雲不紅是講不通的！」他真急了。
這位英國公子那天靜靜聽我們講貝茨，等我們都說完了他忽然說貝茨家裏藏了許多很精的畫，全是在拍賣會上撿到的，全是畫商看漏了眼的好東西。我八十年代讀加尼特的《GreatFriends》果然讀到這段舊聞。滿肚子雜學的人最好玩，難得他家道又那麼好，一輩子一邊瞎玩一邊用功連婚都不肯結，多灑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