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天文學家霍金訪問香港，掀起「霍金熱」，加強了一點香港「國際城市」的自信。跟每屆世界盃足球賽，必有「為甚麼中國十三億人口出不了一支世界足球隊」一樣，霍金訪港，在一通喧嘩的閃光燈、記者披露霍金三餐的菜譜之後，也有人產生「為甚麼中國出不了一個霍金」之類的「深度思考」，縱使這一類問題，已經相當令人打呵欠，但霍金這個產物，就像宇宙的誕生，到底從何而來，其名應甚麼時運而盛，也是一個相當有趣的課題。
說霍金是「英國天文學家」，不如說是「劍橋天文學家」，霍金先是一個「劍橋人」，而後才是英國人。劍橋大學最早在「邊緣化」的風暴中誕生：八百年前，幾個牛津的學者被居民追殺，逃到劍橋落戶，住在簡陋的客棧中繼續研究學問。劍橋的地主、客棧老闆、連當地的小販又對這批學者百般欺凌，他們收最貴的租金，糧食亂抬價，最後驚動當時的英王亨利三世，下旨把劍橋的學者置於皇家的保護。劍橋學人是被逐出牛津的亡命之徒，因此以後才有延綿幾百年的「瑜亮情結」之爭。牛津是少林寺，劍橋最初是「丐幫」，後來又變成武當，學風叛逆，勇於創新，八百年來全因為一股似有若無的「被迫害妄想症」。
問霍金「信不信有神」，是多餘的，因為八百年來劍橋的大人物不是無神論者，就是膽敢反基督教的異端。劍橋出過詩人米爾頓，其長詩《失樂園》對撒旦多肯定之詞，指上帝與撒旦因為一場激戰而分道揚鑣，以後才發生了對阿當夏娃的伊甸園之惑。《失樂園》一度被禁。
劍橋英皇學院創辦人克蘭瑪主教，更支持亨利八世與梵蒂岡決裂，為英王簽署離婚證明，倡行宗教改革。其後劍橋還產生了數學家牛頓、生物學家達爾文、哲學家羅素，全部是教會眼中的叛逆異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劍橋甚至成為蘇共史太林滲透的對象，在劍橋的同性戀學生中出過臭名昭著的「五大共諜案」，史太林看中劍橋而不是牛津，可謂深具慧眼。
劍橋的知識分子敢於挑戰傳統，所以天文學、數學、醫學家輩出；牛津保守，是培養歷史學家和政治家的溫床。劍橋重理，牛津珍文，幾百年來，英國這兩家大學，早已實現了中國道家的陰陽相調的理想。劍橋和牛津鑄造了英國精英的雙重性格：既勇於創新，又珍視傳統，倚馬吟詩，上馬論劍，牛津蓄勢內斂，劍橋曠才外傲，《占士邦》片集裏的主角皇家特務占士邦，會玩精密的高科技武器，上床也會玩女人，也是劍橋東方語言學院的高材生，此一細節，容易被世界的觀眾忽略，其實大有底蘊。
牛劍花開兩朵，幾百年來都各艷一枝，因為英國歷代的君主都沒有干預過教育的獨立，更遑論殘殺知識分子。英王亨利八世已經是英國史上數有的暴君，但劍橋的聖三一學院和牛津的基督學院都由亨利八世創立。有幸亨利八世本人也仇視羅馬，凡在歐洲不許研究的禁忌如天文學，都可以投奔來英國這片學術自由之鄉。今日劍橋出版社的「劍橋天文學百科全書」，是全球天文學獨步的權威，還有劍橋出版的醫學史，劍橋確認的中國科技史，都成國際名典，一點也不偶然。
劍橋和牛津擁有歷史悠久的不同性格，不止是兩家學府，而是兩位古老而年輕的風流人物。日本明治維新成功，師法英國，也創立了東京帝國大學和早稻田大學，保守和激進兼容，可謂深得其中智慧。要諒解年輕人的激進，寬容新思想的異端，不要對新生的思想趕盡殺絕，同時亦以傳統相衡，英國有最保守的貴族世襲制，卻又有披頭四樂隊和米積架；有保守黨，卻又有工黨的現代社會主義；庇蔭過羅素，也收容過馬克思，這一套道理，對於崇尚「焚書坑儒」的另類古老大國，只識沉迷於「科教興國」一類的庸俗口號，或以為撥款若干十億，購買電腦和投影器，即可實現「十年內讓六成中學生讀大學」，自當如夏蟲與語冰，永遠不可能明白。
英國在現代化之路一蛻三變，改革暢順，沒有經歷過甚麼流血暴力，至今日仍是理性和自由的重鎮，牛津的奇珍，劍橋之異寶，堪稱立國雙璧。辦大學，就是要辦成這種氣派，霍金不是科舉制考出來的「狀元」，也不是填鴨制迫出來的「鴨霸」，霍金當初選讀數學和物理學，他的父母大概也沒有叫他另選工商管理或土木工程，只因為這些科系對出路和起薪有更好的保障。更重要的是，在霍金誕生的環境，絕不是扼殺一切思想生機性靈的黑洞，只是璀璨無垠的一片夜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