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界強人陳坤耀抨擊香港教育制度，指摘香港特區政府之教育政策，犯了「不知多少宗罪」，此說即招致教統頭人李國章猛烈抨擊。
香港教育危機早是老生常談。不過陳校長卻披露了一件秘密：原來在「六四」事件發生後，當時的港督衞奕信告訴行政局議員：「現在出大問題了」；六四必會引起專業人士大規模的大逃亡潮，令香港人才下一代青黃不接，於是衞奕信「高瞻遠矚」，決定大規模擴充高等教育的學額，把大學入學率由百分之六，大力提升至近兩成，以後大學紛紛增加註冊為八家。
由小農中國陰謀思維分析：衞奕信是英國人，正部署英方撤退香港，其任務當然是給中國人民埋地雷，怎會高呼「大事不好」，關心起香港人民的下一代來，而把大學學額像七月十四盂蘭節派米一樣？
殖民主義者為本性的決定，有可能嗎？一九八九年英國當政的是馬卓安。馬卓安提倡「無階層社會」（ClasslessSociety）。在保守黨之中，牛津劍橋精英林立，馬卓安只讀到中六畢業，在戴卓爾夫人在黨內被政變推翻後，臨危受命，官拜首相，只是過渡人物，堪稱為英國版的華國鋒。
在保守黨政府內閣中，人人都是牛劍精英，馬卓安又沒有上哈佛補讀碩士，學歷低過曾蔭權，難免自卑，為打殘精英結構，一聲令下，把全國的理工學院統統升格為大學。兩三年之間，多快好省，批准將所有理工學院和工專升格領牌，釀成「大學教育大躍進」，到今天一片爛局，由貝理雅來承繼這筆「遺產」。
衞奕信在香港當港督，既心懷英國，具有全球戰略眼光，眼見馬卓安政府的大學教育政策，出現開倉派米式的重大轉變，豈有不跟隨之理？以中國奴婢思想觀之，衞奕信必是逢迎馬卓安之上意，跟着在香港大搞「大學衞星田」，只為謀取其個人連任，怎會為了香港的中國人民兒女謀幸福？
英國管理殖民地，制度嚴謹，無寶不落，開埠以來，香港之「無大學真空期」長達八十年，只有一家大學的時期，只有四十年，擁有兩家大學，此一底線嚴守至簽署《中英聯合聲明》為止。殖民地政府心知：要維持香港繁榮，必須激勵學生的上進心，可以共患難，不可太多人安逸，金字塔式的教育制度，是保障香港人艱苦勤奮、共創繁榮的基本秘方。當年浸會書院要求升格為大學，錢穆首創的新亞書院受盡排斥，英國人說不放就是不放。一來控制資源，二來知道量多必定質寡，要保持高等華人的神聖光環，必須控制兩家大學人才工廠的生產配額。
一旦確定中國接收主權，則「人人有書讀」這個歷史人情讓自己來做。以後的教育開支、學生水準下降，由將來IQ爆棚的特府來面對。所謂六四人才外流，是千載難逢的時機藉口，順水推舟，合情合理。
可憐及後董建華接班，糊裏糊塗把一個地雷接過來，還以為是一個甜美的大西瓜，宣布「教育八萬五」，豪情萬丈，答應十年內為六七成中學生配給大學學額。多人讀大學，是不是好事？當然好，像巴士阿叔，首創國際潮流，在扒王之王剛被迫退，大有資格在大學社會系出任教授，「四眼仔」擔任助教，廣收學生。特府只要肯撥資源，有志上進的好青年，網上報名，包管迫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