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從小就聽熟了楊修的故事：楊修是個極端聰明的士人，但因為鋒芒太露，終被生性猜忌的曹操所殺。嵇康之死的故事，更加膾炙人口：嵇康才情絕世，因為拒絕在司馬懿手下當官，陰鷙的司馬懿就給他一個罪名處死，嵇康臨刑鼓琴一曲，既死，《廣陵散》從此成絕響。歷史真相當然比民間故事複雜，但我們受到的教訓，就是有才華的人要懂得收斂，不然就會招致殺身之禍。
可是，說故事和聽故事的人，都不自覺地把焦點放在楊修、嵇康的身上，世世代代鑄造、轉傳一個文人典範：要避免招致當權者的猜忌；因為在專制社會裏，文人無權無勢，即使明明是冤枉，也只能含冤而死。明哲保身，不但自己言行收斂，還要謹慎與什麼朋友結交，以免受到牽連。但是，對於殺戮才智之士的當權者，我們的傳統態度又如何？論政的書生，就評論當權者如何缺乏胸襟氣度，而聽這些評論的人（通常也是書生），就頷首稱善。
其實強調統治者要有胸襟，只是同一事的另一面：文人無法制止當權者的任意殺戮，只能批評或勸諫當權者應有胸襟，藉此盼望他們為了形象而稍為自制。統治者的胸襟與文人的禁忌露鋒芒，反映的是專制社會的權力現實。試想，在民主法治、公開透明的社會裏，施政者要向人民負責，他的缺乏胸襟，結果只是找不到有才幹的手下，不會構成有才幹的人的生命危險或仕途崎嶇。於是，當你不斷聽到評論家苦苦勸喻特區長官們要有胸襟的時候，你就應醒覺，我們雖然生在現代，但權力已失去制衡，我們很快就會活在專制社會的恐懼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