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的記憶與遺忘都有選擇性，關於曾爵士的「六四羅生門」亦復如是。十七年前，曾蔭權的行止本來並不那麼重要。君不見多位左營將帥當年亦指天誓日、擲地有聲地支援八九民運。六四血光乍現，梁錦松義憤填膺、目眥欲裂；《基本法》草委查良鏞亦在電視上淚灑當場……時至今日，他們都「不想回憶」，此乃常情。但曾特首迥異於他們，是「膽敢忘記」——這就有點嚴重了。
倘若當日曾蔭權在民主歌聲的伴奏下施施然晉餐，食得是福，當無問題，人總是要吃飯的。但明明投身大時代的洪流，卻要抵死不認賬，身為「政治家」，便派生出誠信問題了。然而即便如此，筆者以為曾特首只屬小節有虧。曾蔭權的選擇性遺忘，實為利害所繫。好在他並未如前任董建華一般，要求市民一同放下「六四包袱」。如同曾蔭權矢言自己日後退休即離港小住並噤聲莫談港事，卻未勒令陳方安生封口並立時三刻就捲包袱走人。
再觀董公，雖有大過失，亦無大奸惡。香港到底有公民社會和輿論制衡，董特首怎樣想如何說並不重要，關鍵是他無從動用公共權力去清洗人民的集體記憶。
至恐怖者，就是極權機器對人靈與肉的全面奴役。如同喬治．奧威爾的《一九八四》，專制城堡裏晝夜燈火通明的生產謊言的「真理部」，以及專司改寫和消滅記憶的「忘懷洞」。謊言取代真實，權力強暴歷史，這是所有專制主義殊途同歸的基點。
筆者在文革末年初讀「內部出版」的《一九八四》，震悚不已。曾以為這是擲向共產帝國最銳利的投槍，後來才曉得英國作家奧威爾是社會主義者，他在西班牙內戰時是「國際縱隊」披堅執銳的忠勇戰士，和他站在同一戰壕裏的還有美國作家海明威、智利詩人聶魯達和西班牙本土戰士大畫家畢加索等人。他們擎起的是挑戰所有極權制度和獨裁政權的戰旗。奧威爾的《一九八四》就是一盞暗夜裏不滅的燭光。
我自己也是從專制城堡走出來的，對身心奴役的切骨恐懼，迄今揮之不去。那是一頭碩大無朋的怪獸，它動用國家機器不懈消滅人們的記憶，徹底壟斷話語和歷史解釋權。一如《一九八四》所寫：「誰控制了過去，就可控制未來；誰控制了現在，就控制了過去。」單說六四如此簡單的是非判斷，十七年來，莫說萬馬齊瘖的大陸，就香港一埠便可見「真理部」與「忘懷洞」的效能。
筆者剛去過布拉格，走到古老的查理大橋上，德沃夏克和斯美唐納譜寫過的VLTAVA河在腳下喧響。我想起了米蘭．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想起了哈維爾的《無權者的權力》和七七憲章運動。「拒絕遺忘」——捷克知識分子堅執這無權者的權力，與專制怪獸對峙了數十年，終於贏得了尊嚴。
回望六四血史，耳聞絮絮叨叨的「解開心結」、「放下包袱」，還有曾爵士的「馬場飯局」懸疑……百感交集之餘，唯得一句：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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