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士阿叔」事件，是一場社會心理學的鬧劇，「巴叔」躁狂，一夜成名，從雙層巴士的午夜惡客，漸成為傳媒娛樂化的民間寵兒，香港「國際城市」的品牌，竟拜這位前特首候選人之賜，榮登英美報刊，成為一九九七年之後香港第一位土產「國際巨星」。
「巴叔事件」共有四方角色：第一主角自然是身世多姿多采的「巴叔」，第二主角為遭受欺凌、軟弱無力的「四眼仔」；第三方為巴士上冷漠旁觀的乘客（包括以手機拍攝全過程的這位旁觀者），還有一個從未出場，但也相當重要的角色，就是屢遭巴叔以粗言穢語侮辱的「四眼仔」之母。
巴叔事件，是一宗心理暴力的欺凌（Bully）個案。欺凌是一種社會心理學現象，在一個現代社會，欺凌至少有兩個層次：學校青少年的欺凌、辦公室上司對下屬的欺凌，還有就是在一個極權社會，「國家」（State）對其統治的魚肉百姓的欺凌。
欺凌現象的特點，是有一個像巴叔一樣的「強者」。青少年最先在學校裏遇到暴力的欺凌。二○○○年，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調查了全國的中六學生，發現欺凌弱小的暴力事件不但普遍，而且在課室中的欺凌者，不但不是社會的邊緣人，還具有強者風格，在學生之中備受崇拜。欺凌者一般都自信十足，而且十之有九具有成為足球明星的潛質，他們有召喚球迷暴力的魅力。一個課室中的欺凌者（Bully-boy）雖然是一名小惡棍，但容易贏得同學的尊崇（PeerStatus），被毆打的弱者卻往往受歧視。在巴叔事件之中，「四眼仔」最初受公眾同情，隨即被遺忘。巴叔最終現身，不但有娛樂商人拉攏創造「商機」，公眾對巴叔由當初的厭惡反感，先轉化為好奇，隨而奉為「偶像」，「巴叔事件」是校園欺凌現象的延伸，其人成為「明星」，除了一句「有壓力、未解決」為香港人一洩抑鬱，說明香港人的心理尚處於校園的青春期。
欺凌者需要展示權力，許多中小企業的老闆在校園之外，不知不覺成為欺凌的第二法相——不但視某一看不順眼的僱員為眼中釘，三更半夜可以給他打電話，要他為公司寫報告，或在開會的時候當着其他人的面多番羞辱。歐美的「辦公室欺凌」（OrganizationalBullying）現象相當普遍，最聞名的一宗，是九十年代新英格蘭的一家醫院主管放射治療部的主任，隻手遮天，對一名護士百般蹂躪，把她迫得瘋瘋癲癲，聲稱心理受創長達十一年。法國在一九九八年就立法禁止老闆對下屬以辱罵營造心理壓力，可謂人權的新典範。
「巴士阿叔」事件是一種城市的語言恐怖主義，目的是引起巴士上層這個小小的森林的一片恐懼氣氛。由「九一一」起，恐怖主義活動需要旁觀者，才可以達到最大的震懾效果。在中國的社會環境之中，巴士阿叔是一面狼圖騰，「四眼仔」在只是森林食物鏈之中的一頭山羊。魯迅青年時期留學日本，看見一段紀錄片，片中的日軍把一個中國人殺頭，圍觀的許多人麻木而沉默，魯迅有感於中國人的軟弱，棄醫從文，怨其不怒，哀其不爭，魯迅認為，一個民族走向衰亡，是因為對暴君的欺凌啞忍沉默。
因此，「巴士阿叔」事件可以在「國家」的高層次來欣賞，巴叔對「四眼仔」的辱罵，長達七分鐘，其粗言穢語的喧嘩構成了一個公共環境的污染，其他乘客的冷漠，與一百年前魯迅觀看的短片中的百姓心理類似。中國成語中雖有「眾怒難犯」一句，但在中國人社會，很難看見「眾怒」的場面，除非犯眾怒的那個惡人已經成為落水狗。一九七六年，中國政府活捉江青所謂四人幫之後，中國官方的宣傳輿論說：
「對於江青這個白骨精，廣大人民早已看在眼裏，恨在心裏」。「看在眼裏，恨在心裏」，就是對強權的啞忍和縱容，直到江青被解放軍活捉，據說她身邊的護士才紛紛對她吐口水。
阿里士多德說：「人人都會動怒，然而向正確的目標人物動怒，在正確的時機動怒，以正確的方式表達怒意，為了正確的動機而發怒，都是不容易的。」巴士阿叔的狂怒，目標、時機、動機無一正確，但巴士上旁觀的一方，只要有人怒喝一聲，其動怒的目標、時機、動機，都符合阿里士多德的要求，但在中國人社會的「怒」的價值和方向往往顛倒，二千年的暴政，其根由在此。
「四眼仔」的軟弱，被一些人嘉許為「ＥＱ高」。看完「巴士阿叔」的片段，我想起「九一一」那天，另一架飛機被拉登的恐怖分子騎劫，衝向五角大樓。在最後關頭，機上的一個男乘客率先高喊的一句：「我們動手吧！」（Let'sroll!）他領導乘客撲向恐怖分子，繼而同歸於盡，這句話激勵了文明世界的萬千民眾，荷李活為這位英雄拍了一部電影，並以這架客機的航班號碼為片名。
至於那位從未出場而又無端受辱的「母親」，有時是「祖國」的形象，亦是中華民族的一大心結。百行孝為先，「四眼仔」護母守土有責，動手反擊有理，儒家倫理的精神到了哪裏？「巴士阿叔」事件成為中國社會的一場縮影，了解中國，研究中國人，何須千言萬語的論述？一切「國情」的精華，盡在這小小的七分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