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休息:巴士鬧劇七分鐘 社會深層兩千年 - 陶傑

星期天休息:巴士鬧劇七分鐘 社會深層兩千年 - 陶傑

「巴士阿叔」事件,是一場社會心理學的鬧劇,「巴叔」躁狂,一夜成名,從雙層巴士的午夜惡客,漸成為傳媒娛樂化的民間寵兒,香港「國際城市」的品牌,竟拜這位前特首候選人之賜,榮登英美報刊,成為一九九七年之後香港第一位土產「國際巨星」。
「巴叔事件」共有四方角色:第一主角自然是身世多姿多采的「巴叔」,第二主角為遭受欺凌、軟弱無力的「四眼仔」;第三方為巴士上冷漠旁觀的乘客(包括以手機拍攝全過程的這位旁觀者),還有一個從未出場,但也相當重要的角色,就是屢遭巴叔以粗言穢語侮辱的「四眼仔」之母。
巴叔事件,是一宗心理暴力的欺凌(Bully)個案。欺凌是一種社會心理學現象,在一個現代社會,欺凌至少有兩個層次:學校青少年的欺凌、辦公室上司對下屬的欺凌,還有就是在一個極權社會,「國家」(State)對其統治的魚肉百姓的欺凌。
欺凌現象的特點,是有一個像巴叔一樣的「強者」。青少年最先在學校裏遇到暴力的欺凌。二○○○年,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調查了全國的中六學生,發現欺凌弱小的暴力事件不但普遍,而且在課室中的欺凌者,不但不是社會的邊緣人,還具有強者風格,在學生之中備受崇拜。欺凌者一般都自信十足,而且十之有九具有成為足球明星的潛質,他們有召喚球迷暴力的魅力。一個課室中的欺凌者(Bully-boy)雖然是一名小惡棍,但容易贏得同學的尊崇(PeerStatus),被毆打的弱者卻往往受歧視。在巴叔事件之中,「四眼仔」最初受公眾同情,隨即被遺忘。巴叔最終現身,不但有娛樂商人拉攏創造「商機」,公眾對巴叔由當初的厭惡反感,先轉化為好奇,隨而奉為「偶像」,「巴叔事件」是校園欺凌現象的延伸,其人成為「明星」,除了一句「有壓力、未解決」為香港人一洩抑鬱,說明香港人的心理尚處於校園的青春期。

欺凌者需要展示權力,許多中小企業的老闆在校園之外,不知不覺成為欺凌的第二法相——不但視某一看不順眼的僱員為眼中釘,三更半夜可以給他打電話,要他為公司寫報告,或在開會的時候當着其他人的面多番羞辱。歐美的「辦公室欺凌」(OrganizationalBullying)現象相當普遍,最聞名的一宗,是九十年代新英格蘭的一家醫院主管放射治療部的主任,隻手遮天,對一名護士百般蹂躪,把她迫得瘋瘋癲癲,聲稱心理受創長達十一年。法國在一九九八年就立法禁止老闆對下屬以辱罵營造心理壓力,可謂人權的新典範。
「巴士阿叔」事件是一種城市的語言恐怖主義,目的是引起巴士上層這個小小的森林的一片恐懼氣氛。由「九一一」起,恐怖主義活動需要旁觀者,才可以達到最大的震懾效果。在中國的社會環境之中,巴士阿叔是一面狼圖騰,「四眼仔」在只是森林食物鏈之中的一頭山羊。魯迅青年時期留學日本,看見一段紀錄片,片中的日軍把一個中國人殺頭,圍觀的許多人麻木而沉默,魯迅有感於中國人的軟弱,棄醫從文,怨其不怒,哀其不爭,魯迅認為,一個民族走向衰亡,是因為對暴君的欺凌啞忍沉默。
因此,「巴士阿叔」事件可以在「國家」的高層次來欣賞,巴叔對「四眼仔」的辱罵,長達七分鐘,其粗言穢語的喧嘩構成了一個公共環境的污染,其他乘客的冷漠,與一百年前魯迅觀看的短片中的百姓心理類似。中國成語中雖有「眾怒難犯」一句,但在中國人社會,很難看見「眾怒」的場面,除非犯眾怒的那個惡人已經成為落水狗。一九七六年,中國政府活捉江青所謂四人幫之後,中國官方的宣傳輿論說:
「對於江青這個白骨精,廣大人民早已看在眼裏,恨在心裏」。「看在眼裏,恨在心裏」,就是對強權的啞忍和縱容,直到江青被解放軍活捉,據說她身邊的護士才紛紛對她吐口水。

阿里士多德說:「人人都會動怒,然而向正確的目標人物動怒,在正確的時機動怒,以正確的方式表達怒意,為了正確的動機而發怒,都是不容易的。」巴士阿叔的狂怒,目標、時機、動機無一正確,但巴士上旁觀的一方,只要有人怒喝一聲,其動怒的目標、時機、動機,都符合阿里士多德的要求,但在中國人社會的「怒」的價值和方向往往顛倒,二千年的暴政,其根由在此。
「四眼仔」的軟弱,被一些人嘉許為「EQ高」。看完「巴士阿叔」的片段,我想起「九一一」那天,另一架飛機被拉登的恐怖分子騎劫,衝向五角大樓。在最後關頭,機上的一個男乘客率先高喊的一句:「我們動手吧!」(Let'sroll!)他領導乘客撲向恐怖分子,繼而同歸於盡,這句話激勵了文明世界的萬千民眾,荷李活為這位英雄拍了一部電影,並以這架客機的航班號碼為片名。
至於那位從未出場而又無端受辱的「母親」,有時是「祖國」的形象,亦是中華民族的一大心結。百行孝為先,「四眼仔」護母守土有責,動手反擊有理,儒家倫理的精神到了哪裏?「巴士阿叔」事件成為中國社會的一場縮影,了解中國,研究中國人,何須千言萬語的論述?一切「國情」的精華,盡在這小小的七分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