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棋生 中國大陸自由知識分子
十七年前，中國政府在北京街頭悍然實施屠城，一手製造了震驚世界的六四事件。十七年來，中國政府一直拒不承認這一國家罪錯，不向死難者家屬及受害者道歉和作政治賠償，還以比面對文革時更為心虛、更為陰暗的心理，設置禁區，死守嚴防，搞強迫遺忘。
十七年來，有良知的中國人前仆後繼，衝破封鎖，從未間斷過對六四的譴責和對六四英靈的追思，從未停止過對六四之後新的國家罪錯的批判，和對政府濫權行為的抗爭。
六四事件以來，中國大地上推動、追求自由化民主化的民間力量，是在官方的打壓、破壞和抹黑下艱難地走過來的，也是在和自己身上的黨文化幽靈和專制尾巴的痛苦較量中走過來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後者更具挑戰性，要做好也更加不容易。
「存大異」與「存小異」
楊繼繩先生在《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一書中說：「中國未來民主化最根本的還是社會上民主力量的發展、壯大。」他同時還說：「當然，民主力量的發展壯大，也不是一帆風順的，將會伴隨着種種政治鬥爭和曲折。」在六四十七周年紀念日臨近之際，如果我們把反思和審視的目光投向我們自身，那麼，在民主力量的發展壯大中，怎樣做才能更好？我想提出做好「存大異」和「存小異」的個人看法。
所謂「存大異」，是指民間民主力量在言論和行為上，要與官方的價值觀和行為準則存大異。我們以甚麼區別於共產黨和歷史上的任何造反奪權集團？只能以秉持自由主義理念和基本文明準則來做到，只能以告別專制政治規則、踐行民主政治規則來做到。
我們別無選擇，只能告別權術，告別骯髒，告別痞子化。事情難在哪裏？難在潛意識中常常放鬆自我約束，難在有意無意地做不好「存大異」。我時常痛心地聽到：共產黨流氓了幾十年，我們難道就不能以毒攻毒，也流氓一把？共產黨骯髒了幾十年，我們難道就不能以髒對髒，也骯髒一把？共產黨那麼不講信用，我們就非得事事處處講信用？反正我們的出發點是好的。而有些人也真就這麼做了。
不能偏離文明準則
冷峻而無情的後果是，這種經意或不經意的對文明準則的偏離和出軌，總會特別嚴重地自損道義形象，會讓人大受刺激，使相助者心灰意冷，使同情者搖頭歎息。而每當出現上述令人疾首扼腕之事，我的耳邊就會響起這樣的質問：「你們和共產黨有甚麼兩樣？」
如果我們不把「存大異」作為不能突破的底線要求，我們就比共產黨強不到哪兒去。在後極權時代的中國，民間民主力量作為新的政治品格的擔當者，和新的政治生態的促成者，只能言行一致地做到「存大異」。
所謂「存小異」，是指核心理念一致的民間民主力量，間也必然會存在政治歧見。為此，應當建立健康的反對派機制。我們不會把自己的頭腦讓渡出去，說話做事按意識形態的或神秘主義的最高指示辦的。同樣，我們也不會認同「不爭論」這一變相的霸王條款。
事實上，在民間民主力量中，爭論無可避免，形成派別也無可避免——這就需要確立現代的反對派機制：互相尊重對方的存在，互相不把對方看成麻煩製造者，更不是敵人。同時，制訂出自由人相互規約。
要持身端正地做事
在應對「存小異」這一課題上，民間民主力量也有不少令人遺憾、令人痛心的地方。比如說，在歧見、糾紛的內部解決上，有原則、方式和程式的闕如。在必要的公開論爭中，同樣有規約、規則的闕如。我們經常看到：摒棄語言暴力、不誤解對方動機、不搞人身攻擊等起碼規條常被突破，再加上胸襟、氣度和修養問題，使有些論爭出現了雙方很不愉快、甚至反目成仇的後果。
當然，在民間力量中不時有想與皇帝共晉早餐的人，有決意告別中共但骨子裏不想告別專制的人，還會有心術不正、不遵守做人道德底線的人。和這些人是沒有辦法求大同存小異的，和他們決裂是「存大異」，不可避免。
我們相信，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犯下的六四國家罪錯，將會在大陸民主力量的主導下，按法治精神得到正義的清算。在當下，民間民主力量要持身端正地做人、做事，做好「存大異」和「存小異」，積累道義資源和提高公信力——這是正氣和良知的要求，也是根基和優勢所在；同時，也是獲取成功的正道。
編按：作者原為北京中國人民大學自然辯證法博士研究生，一九八九年九月被捕，被囚一年半。一九九四年起，因經常參與推動民主的活動，又發表悼念六四的呼籲而多次被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