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爾森（HenryPaulson）並不是第一位來自投資銀行──高盛的美國財長，前總統克林頓九五年委任的財長魯賓（RobertE.Rubin）同樣來自高盛。魯賓任內多次成功處理金融市場的危機以至國際金融風暴，又令美國政府逐步轉虧為盈，不少論者把他視為近幾十年來最成功的財長。這一回美國總統喬治布殊委任同樣來自高盛、同樣熟悉金融市場運作的保爾森，大概也希望他能像魯賓那樣成功、那樣取得市場的信任，而市場人士也寄望保爾森能扭轉前兩位財長奧尼爾及斯諾的弱勢，協助美國政府解決財赤貿赤高企的問題。
新人事總是讓人有憧憬的，但只要看看保爾森身處的政治經濟困局就可以知道他要殺出重圍、要取得像魯賓那樣的成績並不容易，弄的不好甚至可能像奧尼爾那樣黯然離去。
喬治布殊總統從來不是個重視經濟政策、重視財經政策的總統，財長甚至不是他決策圈的核心人物；而自從九一一恐怖襲擊以後，布殊的核心決策圈收的更窄，他的政策焦點更集中在反恐及對伊拉克的戰爭上，財政問題、財赤問題根本不受重視，奧尼爾在離職後就曾投訴過他自己被排斥在決策圈外、就投訴過財長成了無關痛癢的職位。現在布殊總統雖然成功游說保爾森入閣，但他的政策重點並沒有任何改變、他的決策核心依然是個以反恐及戰爭為主的核心；在這樣的情況下，保爾森即使有三頭六臂也不可能爭取到足夠的政治資源大幅調整美國的財政或貿易政策。
除了政治格局對他不利外，保爾森在財經政策上的拍檔也不能跟魯賓時代相比。九八年金融風暴後，《時代》周刊把魯賓、格林斯潘、薩默斯（LarrySummers）放在封面，把他們稱為挽救全球經濟災難的「三劍俠」，這個稱號也許有點誇張，但有格老及薩默斯這樣的能手做拍檔，魯賓要做事、要取得市場信心肯定事半功倍。相反，保爾森的拍檔是伯南克，這位聯儲局新主席是否有能力駕馭複雜的國際金融形勢本已備受懷疑，再加上不久前他在談論貨幣政策時失言，引發金融市場震盪更令人懷疑他的能力。跟這樣的新手合作，保爾森怎能像魯賓那樣贏得市場的信心及信任呢？
當然，最重要的是美國的雙赤問題已積重難返，不管誰也不可能在短期內提出甚麼有效的解決辦法。先說財赤問題，由於美國對伊拉克戰爭仍未結束、由於美國仍需動用大筆資源應付反恐工作，在布殊政府的餘下兩年多任期內政府開支都難以縮減，而減稅政策又已逐步落實，不能中途叫停；在開支不減稅收難增的情況下，美國政府的財赤怎可能不居高不下呢？至於貿赤問題同樣不樂觀。要知道美國產品競爭力下降並非一朝一夕的事，任何人當財長都不可能突然大幅改善美國公司及產品的競爭力，唯一較有效的方法是讓美元大幅貶值，但這樣做可能導致全球金融動盪，甚至令利率大幅飆升，損害美國經濟；換言之，不管是提升競爭力或大幅貶值都是走不通的路，保爾森還有甚麼妙計、還有甚麼方法可以扭轉貿赤呢？
也許比較實際的是期望保爾森能繼續頂住美國國會的保護主義壓力、能避免中美在滙率及貿易政策上的矛盾加劇。事實上美國國會內不少議員千方百計把中國打成美國經濟問題如貿赤問題的元兇，並且提出不少政策、不少法案迫使美國政府對中國採取強硬態度，包括限制中國貨品輸美及要求人民幣大幅升值等；若果保爾森不能頂住保護主義的壓力、不能頂住國會的不合理要求，那未來兩年中美貿易、經濟糾紛將會加劇，這對美國、中國及香港都是非常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