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大琪 香港科技大學理學院副院長
近年來世界各地政府和大學不斷各出報告，探討二十一世紀大學在社會所扮演的角色。香港的情況也差不多，教資會正要求各大學提交報告，描述未來十五至二十年的長遠規劃。二十一世紀的大學和二十世紀的大學有甚麼分別呢？這是香港專上教育現時正在考慮的一個問題。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我們要問，為甚麼二十一世紀和二十世紀的大學需要有分別？
古典大學培養精英
二十世紀，是古典精英大學教育走向普及化大學教育的轉捩點。我們現在還不時可以在報上或電視上，看到對英國全盛時期劍橋、牛津等著名大學的文學士訓練描述。學生們學的是歷史、文學、地理、哲學這些現代看來無關重要的學科。因為古典的大學，目標是要提高人的整體質素，而不是職業訓練。一旦人的質素提高，自然也就有能力面對各種各樣的問題；它培養的是頂尖的人才，是精英。
二十世紀初的科學發展，也具有類似的色彩。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科學主要是少數精英在個人實驗室裏的嘗試，而不是大規模、有目的的組織行為。最明顯的例子是愛因斯坦，他的相對論和統一場理論基本上是他腦袋裏想出來的玩意，和（當時）現實生活無關。古典大學要培育的，是這一類具有非凡解決問題能力和創造能力的人物。
配合科學研究發展
除少數的精英大學外，現代的大學，和以上描述的古典大學，有很大分別。首先，大學服務的對象和目的不同了。由於要面對社會大眾的壓力，政府資助的大學服務對象，必須有相當大程度的「大眾化」，大學生人數必須大幅提高。隨之而來的，是課程的非精英化及實用化。大學培育的人才，需要成為社會運作的良好配件。
大學的研究模式，也和古典的大學有很大的不同。在二次大戰前後，在物理、醫學、生化等學科都有了大突破。科學研究不再是少數人在實驗室裏的玩意。大量的科學成果被直接應用到社會，在短短數十年間，改變了整體社會的精神面貌。科學研究顯示的強大威力，成為現代政府的一個新難題。它令現代各國都不敢不在科研上大量投資。
然而，隨着科研的快速發展，它需要的經費，也急速地膨脹。會不會有一天，科研再不能產生如以往數十年般的重大成果，及帶來急速經濟發展呢？在有限的經費下，應該如何選擇投資科研呢？這成為各國政府要在二十一世紀面對的一大難題。
需要哪種教育模式？
香港雖然不是一個國家，但也要面對世界各地的競爭。香港是否需要科研，或其他高級研究來提高它的未來競爭力呢？在有限的資源下，應該如何選擇投資學術研究呢？由於它的特殊環境優勢，在中國未來整體規劃中，香港是否也需要在研究上有所配合呢？
從教育理念上說，我們是否只滿足於實用性、以培育社會運作良好配件為主要目的的大學教育呢？還是我們也應該有以培育高質素、有創造力的人才為目的的精英教育？如果以上兩種教育模式我們都需要的話，應該如何設計及規劃我們未來的大學教育？在中國未來整體規劃中，香港是否也需要在教育上有所配合？除了教授學生和進行學術研究外，大學是否還應該有別的社會承擔？這些問題的答案，決定了香港二十一世紀大學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