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文正 禧文學舍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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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金粉是南京。大家都這麼說。
今日的南京城，早已經沒有了金陵古都的氣勢。有的，是沙塵滾滾的人車爭道。馬路上，汽車遍地，卻沒有幾輛守規矩。塗在地上的標線，形同虛設。人，也亂走。自用車、公用車、公安車，大車小車，一起在路面上闖，真個「無分彼此」。
誰說她不是個工商業社會的雛形？或是社會主義初階？或是任何初階段論產品？腳踏車、摩托車、半摩托腳踏車，像永不止息的潮水，不停在街道上漾着。縱使大明的朱洪武生在今天，也一定說自己當年聰明——定都金陵不幾年，趕快遷都燕京。
法規形同虛設
旁邊的姑蘇城，也不相伯仲。除了交通紊亂以外，還加上煙霧瀰漫。煞風景的，不是楓橋沒有夜泊，而是駕車的人，走路的人，互不相讓的人。
問蘇州大學的朋友，都說法規是有的，但大家不遵守，也沒有甚麼。也曾經試過收緊，出動公安人員，三令五申，捉拿嚴罰。卻像個發冷病，有一陣沒一陣的，「看領導心情」。
蘇州大學的前身是東吳大學。據說是王寵惠力勸孫中山先生，要求保留東吳法學院特色——全國唯一授英美法的學校。父執輩說，東吳出的法官最好。五十年代的高等院校重組，東吳給廢了武功。今天的蘇大，仍有法科，只聽不到出了甚麼名人。舊校門是保存下來了；她的特色，早消失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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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清末自強運動開始，中國官方聘了好些文武「教習」，多半是歐洲來的，尤其是德國。歐洲人協助中國改革法律，把《唐律》、《大清律例》修修補補，配上歐洲人擅長的「大陸法」，教我們的法制，成了個三不像。向蘇聯一面倒時期，把人家的蘇維埃社會主義法抄了過來，塞在自己的法制中；結果成了個臃腫不堪的怪胎。
大陸法與普通法很不同︰前者是「立法從嚴、執法從寬」；後者剛相反，是「立法從寬、執法從嚴」。海峽兩岸傳統上用歐洲人的大陸法。法規條文多，希求面面兼顧；但沒有良好的執法精神。結果老百姓也訓練不出一個守法精神。更糟的，是兩岸都承認，培養不出一套獨立的司法。司法不獨立，執法的不會覺得有必要認真從事。反正，到頭來，法律「話不了事」。人民說︰我守法幹嗎？守了法，也沒有保障，不如為自己打算打算，那才實際。
在普通法地區，立法條文較具彈性，不會事事追求巨細無遺，但立了法必須執行。無法執行的寧可不立。記得小時候，隨地吐痰的人很多。立了法後，吐痰者給捉將官府，真箇罰款的。後來馬路上清潔多了。近年，隨地吐痰這陋習，基本上在香港絕迹。那時的計程車，橫衝直撞。不少受罰吃苦頭。今天，大體上駕車的、走路的，都守規矩。南京的朋友問︰怎麼香港會那麼有秩序，那麼守規矩的？教育，固然是理由。法律文化，可能更重要。
文化素質問題
幹部說，普通法建立的，是資本主義文化。要不得。資本主義法律，是為富人設的，欺壓窮人。真的？拿香港和南京比較一下。在香港，達官貴人的座駕闖了禍，不必賠償，只有普通百姓才受罰？大房車走在馬路上，不必遵守交通規矩，只有小轎車才要規行矩步？給官員開車的，開公共汽車的，有兩套準則？明明是文化素質的問題，怎麼無限上綱，扯到主義上去了？
開車的、走路的，怎樣利用路面的空間，也是文化的一面側寫。硬擠到主義上去嗎？我們只好問︰誰說社會主義先天優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