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歐梵 美國哈佛大學榮休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客座教授
看完活地阿倫的影片《迷失決勝分》（MatchPoint），我回家立刻到書房中去找那本破舊不堪的杜斯妥也夫斯基名著《罪與罰》的英譯本，遍尋未獲，只好等到第二天匆匆去書店買了另一個新譯本，於是迫不及待地找到該書第一部最後一章（第八章）仔細閱讀：故事的主角拉斯科尼可夫闖進那個開當舖的老女人公寓，用斧頭把她殺了，剛從她頸上搶了錢包，不巧她妹妹突然回來，於是又把她劈死了，前者是預謀，後者是偶然，不得不滅口。
這一段「經典」故事也是《迷失決勝分》的關鍵，影片中的這段情節直接引自小說中的這一章。活地阿倫真是了不起，非但不掩飾他的「抄襲」行為，而且在片子開始不久就暴露用心，讓男主角睡在床上看《罪與罰》！一個出身貧庸的網球教練竟然喜歡聽歌劇和看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小說，真有點匪夷所思，也是這部出色影片唯一不合情理的細節，因此我特別喜歡。當然故事已經完全改頭換面，發生在當今的英國上流社會，而十九世紀的《罪與罰》，也變成了廿一世紀的情與慾、階級和身份、一男和二女之間的糾紛。
活地對俄國小說的嚮往早在他的一部舊片《愛與死》（LoveandDeath,1975）中已經展露無遺，但表現的是他一貫的反諷和自嘲的手法，活地在片中演一個俄國知識分子，滔滔不絕地高談闊論，但行動起來卻笨手笨腳，這是他早期影片的特色。他和黛安基頓相戀以後，珠連璧合，在片中的自我形象也開始瀟灑起來，雖然穿着依然不修邊幅，但顯然贏得她的芳心，在《AnnieHall》一片中更大談文學和電影，儼然以紐約知識分子自居。後來和黛安基頓分手，愛上美雅法羅，於是又把這個新歡變成自己影片的女主角，故事的範圍廣了，美雅演得也的確出色，但知識的氣息卻相對減少了。近年來他的作風又有所改變，雖娶了一個比他年輕三十歲的韓國嬌妻，但歲月不饒人，已經無法自任主角，這部《迷失決勝分》就是他從幕前功成身退，專職作編導的作品，而且故事也從紐約搬到倫敦。
喜歡活地阿倫的美國觀眾也往往是典型的東部知識分子，看他在影片中大談哲學、文學或其他電影經典，邊笑邊點頭，覺得這是一種很有趣的知識遊戲。香港觀眾呢？我不得而知，至少也有少數「活地迷」吧，否則此片不會在香港電影節演出後立刻在商業影院上演，我看的那一場院內也有數十位觀眾。但既迷活地又迷俄國小說的人恐怕絕無僅有，我偏偏算是其中之一，倒不是故意附庸風雅，而是因為我本來就喜歡各種經典，而看到在影片中引經據典的場面和機會也愈來愈少了。
現在荷李活大片的趨勢只是在複製和重拍，拍來拍去，耗資愈來愈多，我看來卻愈來愈倒胃口，看完《職業特工隊》三集後再看《迷失決勝分》（我實在不喜歡這個不倫不類的譯名），真有點喜出望外。更令我佩服的是：活地在片中照樣向不少經典名片致敬，包括喬治史蒂芬斯（GeorgeStevens）導演的《郎心如鐵》（APlaceintheSun,1951），二片故事如出一轍，劇情也是叙述一個登徒子（蒙哥馬利克里夫）如何為了娶富家女（伊莉莎白泰萊）而把窮家女情婦（莎莉雲德絲）淹死，而且故事是改編自德萊塞（T.Dreiser）的名著。又有網上影評家認為活地在此片中學法國新潮導演夏布洛（ClaudeChabrol），我認為學的是另一位名匠路易馬勒（LouisMalle），我剛剛重看他死前的那部作品《烈火情人》（Damage,1993），覺得震撼萬分，也是一個慾情和死亡的故事，也發生在倫敦的上流社會，此二片無論在氣勢、美工和場景調度上都有不少相似之處。
然而活地的新片最吸引我的地方還是《罪與罰》。犯了罪殺了人，是否應該受到懲罰？杜斯妥也夫斯基和活地阿倫自有不同的說法，且容我略作比較一番。
活地在另一部作品《CrimesandMisdemeanors》（犯罪與過失，1989）中已經開始探討罪與罰的問題，故事的一條主線也是一個醫生謀殺情婦，但事後沒有受到法律制裁。《決勝分》如法炮製，但片中毫無插科打諢的場面，而且戲情環環相扣，十分嚴肅。
《迷》片中的男主角是個網球教練，卻在網球場上認識一個英國富家子弟，從此攀上榮華富貴，與富家子之妹結婚，卻又對他朋友的未婚妻發生慾情，這個出身低賤的美國情婦和他打得火熱後懷了孕，步步進逼，要暴露真相，逼他離婚，於是他想出一個謀殺情婦的辦法，靈感即得自杜翁的小說。他帶了獵槍，借故走進情婦所住的那幢公寓的老女房東屋裏，先把她殺了──這一段完全抄自《罪與罰》，只是所用的兇器不同而已──然後再把剛進門的情婦也一槍打死，造成一個謀財害命的假象，活地的手法聰明之處就在於把原作中的「偶然」變成預謀的一部份，如此才可以嫁禍而脫身。
在杜翁小說中的那個當舖婆的弱智妹妹完全是無謂的犧牲品，而在活地影片中反賓為主，「偶然」成了必然，但仍然保持了小說中另一個偶然的因素：杜翁在小說緊要關頭，當調查步步進逼接近真相時，卻安排了另一個狂人假認罪，真正的兇手反而得到解脫。
然而在活地的影片中，這個杜翁小說的偶然因素卻成了《決勝分》的主題：一個人命運中的幸與不幸，是否就在於這個「MatchPoint」？像打網球一樣。在影片中，殺人的男主角從出租婆手中拿下來的金戒指（小說中是頸上的錢包）成了最關鍵的物證，他最後的一擲，沒有把戒指丟到河裏，卻落在河畔被另一個吸毒者撿去了，而此人剛好又因謀財害命而被殺，這一個偶合扭轉了主角一生的命運，令他可以逍遙於法網之外。
活地在片子開頭以旁白方式大談所謂「幸運」的哲學問題，我卻在杜翁小說中遍尋不獲，即使有，也不會把這種偶合式的幸與不幸作為人生意義的真諦。如果你看過《罪與罰》，你就知道這第一部結尾的謀殺高潮只是全書情節的開始，後面還有五百多頁描述拉斯科尼可夫的種種遭遇和良心上的譴責。心靈上的犯罪，才是杜翁小說的內在意涵，人世間的律法只不過是「理性」制度的表徵，終極的贖罪不在坐監，而在於個人良心和上帝的溝通，但這個過程更艱苦，因為杜翁信仰的俄國正教的教義更注重修煉，俗世只不過是一個「磨練場」，而人生的意義就在於求得救贖。
然而杜翁小說偉大之處，不在於說教，而是他對於俗世人──特別是知識分子──的心理分析和理性批判，而且刻畫得入木三分，精細入微，各個角色幾乎可以獨立存在，甚至不聽原作者的宗教意旨。在這一方面表現得最淋漓盡致的，也是他最偉大的一本小說──《卡拉瑪佐夫兄弟》；《罪與罰》只不過是一個「前奏曲」而已。在小說的後半部，拉斯科尼可夫在受盡良心折磨之後終於向警方自首，被貶配到西伯利亞受八年苦刑，這算是一個最輕的懲罰，他最後也從一個自願隨他到西伯利亞的妓女的愛心中得救。記得我初看此書到了這個尾聲時，早已感動得流下淚來。
此一時也彼一時也！這種救贖方法和哲學思考模式，除了學者和宗教家之外，還有誰敢去領教？美國電影界恐怕也只剩下活地阿倫了。《迷失決勝分》的結尾頗為隱晦，表面上男主角得了「勝分」，但此後他是否可以無憂無慮地活下去？我看絕不盡然，因為片中最後的一個鏡頭，已經呈現出一種無奈，其實指涉的就是一種道德困境──男主人翁今後的一生將被困在一個表面上看似幸福的婚姻裏而萬劫不復，永遠得不到救贖。在這個資本主義的世俗世界，結局也只好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