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談及《「六七暴動」面面觀》，作者雖深表疚意，可是在文章結尾，卻用頗長篇幅往暴動者面上貼金，「說到底，這一場鬥爭有沒有好的作用呢？事情是錯了，但也有好的一面。」然後不斷列舉在暴動後政府如何如何改善勞工法例，遞減工時，在七二年又提出十年建屋計劃和推行九年免費教育，及「建立了廉政制度，醫療制度……如此等等。這一切，表面上和『六七暴動』無關，但人們卻體會到兩者之間的關連。」
這是種故意誤導的詭辯，上述改善民生的措施，固然是政府在六七暴動後陸續推出，但把它當成是六七暴動帶來好處的直接聯想，就有點不妥──特別是當此論點出自「小小的一個領導者」口中。部分民生得以改善，是六七暴動間接催生，但絕非當年暴動策劃者及開始鬥爭之主因。作為當年有份放置「真假菠蘿」的參與者，實在不該把功勞歸至門下。這仿如今天有老邁的納粹精衛隊軍官接受傳媒訪問，大談他如何有份促成第二次大戰後聯合國的成立，和為國際團結所作出的努力，更玉成了猶太人千多年的復國夢，也幫忙了人類踏足月球（二次世界大戰間接衍出美蘇冷戰，美蘇冷戰又催生了太空競賽，促成美國投入資源，讓岩士唐踏出那人類一大步）。
壞事有時可衍生好結果，但萬不可把作為開脫當日行惡之藉口。我們不該忘記歷史，因為忘卻過去，價值觀就有可能被人扭曲和誤導。因為在不同立場與觀點下的詮釋中，可怕事情可以說得如開水淡。納粹曾經把屠殺數百萬猶太人稱為「特別處理」（SpecialTreatment）。正如當年左派將伏殺林彬稱為「應港澳同胞的要求」的「執行民族紀律」一樣。（下）